一、 毛邓对苏东剧变的认识比较：
共同点是两人均极重视且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与判断，但与此相比，两人的不同点更为突出，以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全局性的质的差异，具体如下：
毛对小苏东剧变看得很重，如认为这一年是"多事之秋"，"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1]匈牙利事件则是"全国性大乱子"，[2]等等等等。很自然地，毛称其为"坏事"、"乱子"，[3]并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闹事。[4]而对之所以发生小苏东剧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则认为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并认为，这说明"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5]他还进一步认为，这是由于二战以后，苏共和东欧党都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6]最后，毛把这一切都归结到苏共"20大"反斯大林，认为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7]因此，毛对苏共"20大"很不满，特别是对苏共"20大"反斯大林不满，并多次表示要就此以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与苏联"扯皮"、"抬杠子"，"臭骂他（苏联）一顿"，"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等等等等，[8]总之是要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
而邓对规模和影响都属极大的大苏东剧变的态度则与毛当年对小苏东剧变的看法截然不同。首先，邓对大苏东剧变并不看得很重，并明确指出，"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9]其次，邓对大苏东剧变未简单定性"戴帽"，并一再指出，"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10]并进一步要求"少管别人的事"，[11]"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2]并特别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3]对于大苏东剧变之所以发生，邓则认为"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4]
二、 毛邓对国内相关事物的认识和举措
由外及内，毛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也是越来越严重。初时还认为因城乡政策正确，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象匈牙利那样"党政军都搞垮"的事，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15]但不久后就认为国内可能"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16]后又进一步认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7]如果形势有变化，则"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18]另外，学者教授、大学生、党的部分领导干部中间，也有"动摇分子"，也有要出洞的"蚂蚁"和要出来的"乌龟王八"。[19]他对知识分子特别不放心，多次提到"学生娃娃"要闹事，"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不少"，[20]反右中和反右后又进一步认为共产党的力量在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不如右翼知识分子，并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导致了严重后果的敌性用词。[21]他还认为全国大概有"六千万人"，"是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当时全国只有六亿人口）。[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