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如此严重，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匈牙利事件"呢？毛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23]再有就是"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一套干部"。[24]
基于以上判断和分析，毛认为国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即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25]至于"左"，毛则认为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只是看问题的方法有片面性而已，首开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之恶例。[26]因此，要反修反右，要重视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27]"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8]"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尾巴不要翘得太高"，[29]要改造知识分子，要抓意识形态，要抓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30]要发动群众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并认为用这个办法（指"四大"），就可以避免波匈事件了。[31]而最严重的是，毛明确提出党的"8大"对我国主要矛盾（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概括和判断是不对的，并认为"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32]因而主要任务自然就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要进行阶级斗争了。显然，毛的这一错误看法，为今后的一系列错误乃至"文革"动乱的错误发动奠定了基础。
三十多年后，邓在大苏东剧变发生后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与毛当年相较大不相同。首先，邓对国内形势的发展相当有信心，而其根源则是由于对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成果有信心。在大苏东剧变初露端倪时，邓即认为"中国大有希望"，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他还明确指出，"这十年的成绩""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33]在大苏东剧变高潮中和剧变结束后不久，邓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34]相应地，邓对国内各个阶层也有信心，"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特别与毛不同的是，邓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35]基于以上认识，邓明确指出，"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并强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6]由这一根本出发，邓很自然地把那些阻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左"的东西视为中国的主要危险。他强调"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并明确指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37]由此出发，邓一再强调"关键是发展经济"，而不赞成过分注意理论问题，更不赞成只说不干，甚至说影响干的那种脱离实践的"讨论"。[38]他明确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9]与此相关，邓也不赞成那种过分夸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他明确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还是经济搞上去，人民得实惠。[40]最重要的是，邓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并认为，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已充分证明了其"正确性"，以至"谁想变也变不了"。[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