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根本性变化的第二个事实是：阶层和阶级的出现。从苏联时期承袭而来的俄罗斯社会，其最早的阶级概念是“穷人”和“富人”。激进改革伊始，大多数人受挫，少数人暴富，前者成为“穷人”，后者成为“富人”(“新俄罗斯人”)。逐渐地，又有人从“穷人”群体脱颖而出，通过“小本经营”获得了中等收入，从而跻身所谓的“中间阶级”。这样，俄罗斯的阶级概念就从“穷”与“富”的两极概念逐渐扩展为三个基本层次。虽然俄罗斯所有制改革的事实并未兑现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所预言的财产所有者的庞大规模，但几个阶段的私有化过后毕 竟造成了俄罗斯社会的“新阶级”——“企业主”。而“企业主”的大部分——中小企业主则成了“给俄罗斯未来带来希望”的“中间阶级”的主干。只是，“中间阶级”的另一个支脉——“专业技术和管理阶层”由于经济和生产的萎缩尚不够壮大。
这种根本性变化的第三个事实是：社会结构呈现出新的态势。
应该指出，俄罗斯目前社会的结构尚未形成稳定形态，仍是过渡性的。还应该指出，延续近十年的经济危机并未造成社会结构健康化的条件，相反却给社会结构带来诸多病态特征。由于这两个原因，就使得目前俄罗斯社会结构的状态不具备典型性，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能简单套用某种模式。
目前俄罗斯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可以认为是：
1．从总体看，更新了的俄罗斯社会结构形式尚不具备适应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性。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不同，用几何图形表示的俄罗斯社会结构外形不是“菱形”而是“正三角形”。所谓菱形，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发达国家的中间阶级占人口总数的50％～70％，其余为大资产阶级和贫困阶层，即是这种状况的表现。俄罗斯的中间阶级充其量仅占总人口的20％～30％，贫困人口则占40％以上，“塔尖”上的“新权贵阶层”只有6％～7％，这种“上头小，中间不大，下头最大”的结构显然是一种“正三角形”。
形成这种结构的原因是：激进改革虽然迅速改变了经济制度，却无法立即创造出形成健康化社会结构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在改革不成功和经济衰退的情势下。于是，少数人不是靠经济实力而是靠传统权力获得了国家财产，从而成为“寡头”；多数人在经济衰退的威逼下沦为“下层阶级”；而本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间阶级”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难以成长起来。
2．仍从总体看，这样的社会结构格局具有内部冲突性。理由是：其一，少数“权贵阶层”极易形成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垄断。新资产阶级的“亲权性”与政治权贵的“亲资性”(即向资本化的方向发展)或曰资本与权力的紧密结合，使资本与权力迅速合而为一集聚于为数不多的“上层”人物手中，从而形成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尖锐对立。不用说，通常站在现行制度和政策对立面的“下层阶级”中潜藏着社会反抗并可导致社会动荡的巨大能量；不景气的经济背景和严重的社会贫困问题又时时对这种能量的释放起催化剂的作用。而本应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起“润滑”作用的中间阶级鉴于其尚未充分发展且其自身地位也岌岌可危而难于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3．从社会结构的各层面看，尚缺乏现代化社会结构的某些应有的特征并带有苏联时期的明显的承袭性。例如，鉴于目前俄罗斯的“上层阶级”本质上由旧权贵阶层转化而来，且在财产集聚方式上带有十足的投机性和攫取性，因而应当认为，其腐朽性大于其应有的社会管理功能。尽管他们也被称作“精英”，实际上他们的素质正如俄学者所描写的——官僚习气浓厚，缺乏职业文化，媚上，低效率，无视公众需求，等等。
4．仍从社会结构的具体层面看，鉴于俄罗斯处于社会转型期，又鉴于社会结构的更新受累于经济变革的失误与迟缓，俄罗斯目前社会居民的分层还常常呈现出一种模糊状态。特别是“中间阶级”。毋论其数量，仅从质量看，也与当今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例如，小企业主中约有2／3的人尚处于“一边经营一边打工”的境地，即是说，他们还不是完全的“资本家”。另外，本应称作“新中间阶级”的知识阶层，其相当一部分也不具有中间阶级的应有特征，例如，按职业特征和受教育水平说，一些人应属于中间阶级，但按经济收入说，他们不够“中等收入”水平甚至与“下层阶级”同属。一说为，由于贫困原因，约有250万～300万知识分子已经不属于中间阶级的范畴，即是明证 [2] 。俄罗斯更新了的社会结构轮廓大致就像上面所勾画的那样。尽管俄罗斯社会的裂变还刚刚开始，社会结构的线条尚不十分清晰，其对政治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也显现得不够充分，但这种作用已经能够看得出来，尤其是在对政治格局的影响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