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耶稣会士邓恩神父（George H Dunne，1905-1998）在分析沈?喾醋诮痰男睦砀?源时谈到：
“沈?嗍枪倭胖饕褰撞阒械囊辉薄Ｕ庵止倭盘逯圃蚴羌赴倌昀锤髦质屏ο嗷ザ氛?而产生的结果。官僚阶层在帝国中享有优越的地位。要想使这个阶层的统治地位能够继续下去，就要依赖一套考试体系。而这种考试体系将学问限定在毫无生气的对文学的浅尝则止的理解之中。也正是这种考试体系，使宋明理学日趋退化，走向衰败。但在理性王国或是宗教领域，人们看到了新的地平线的时候，这个体系则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反动的官僚们时刻提防着破土欲出的新思想。他们一直在奋力地维护宋明理学的虚幻的神话。……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官僚们在维护国家与社会利益上忠诚。而这一套利益是与一套思想体系相联系的。他们则是这一体系的最大收益人。更没有理由怀疑，为了维护这种切身利益，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他们反对新生事物的内在动机。这一点可以通过事例来证明。一般来说，在学者中，要数通过了秀才考试的年轻人最为保守。在通往仕途的成功之路上，他们过了第一道关卡，未来的名利与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这个封闭的教育体制当中。他们是在这个体系中受到熏陶的，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决心捍卫这个制度和他们的优越地位，由而导致了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保守的运动中来。利玛窦起初在肇庆、后来在韶州所遭遇的一些侵扰，大多来自这些年轻秀才的煽动。”（《晚明基督会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余三乐、石容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国知识分子是作为中国人唯一的精神导师（上师帝王，下教百姓）而自我确认的，它不能容忍新的篡夺者，尽管后者可能根本缺乏这种“商业动机”。如果说今天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是最保守的力量的话，那么学院派、体制内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当然，面向市场的知识分子也不乏杨光先之类的人物。他们同样对科学一知半解，或对自由一知半解，但由于在唯物论世界的长期浸泡下缺乏自省能力或习惯、由于自以为采取民间姿态更为口含天宪、奉天承运，于是对完全不了解的宗教问题更愿意妄加指责。这些知识愤青闻宗教就想摸枪。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现实。
邓恩先生的揭示也许还需要补充。面对宗教的挑战，中国士大夫所恐惧的既得利益项目不仅仅是仆从在王权之下的分赃利益或政治利益。同样重要的是，宗教要剥夺他们“做男人的特权”。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一夫多妻制、童婚制、妇女缠足、祖先崇拜等问题提出了毫不妥协的批判，而显然，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士大夫几千年来一直“获益匪浅”。与此相关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千百年来一直把吃喝嫖赌、说谎使诈视为一种“阶级特征”，但传教士们对此提出了规劝和警告。也许宗教在个人道德上的这些“过高要求”，一直是包括今天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反感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反感往往是下意识的或隐蔽的。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更充分地体现在它的精神品质方面。这个精神世界是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的：儒家人本主义伦理、道家和佛教的虚无主义哲学、灾民社会的实用理性（“灾民理性”），还有，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启蒙理性”与晚清器物崇拜、当下制度崇拜的混合物）。
儒家的圣人学说（天子、君子悉归此类）拒绝接受更高的精神存在，其仁学完全把意识投射到平面化的人与人关系之中。在这一视野中，人与神的关系被视为虚妄，而“好人”或圣人构成伦理的顶点。道家和佛教由于不承认矛盾而否定了理性和逻辑的意义，这种观念否认作为实体存在的绝对者，也使任何终极关怀消解在悖论之中。这是一种与任何宗教思想同归于尽的想法，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价值感觉都消失了，它无法为心灵提供安慰，它在否定生活的同时也消灭了自身，或者，它为信徒的为所欲为或无动于衷提供了精神庇护。当然，宗教在中国遭遇最强大的观念是“灾民理性”，这种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否认任何全能至善的存在，更否认人是被造的。它是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和生活唯物主义——对它来说，力量就是上帝，而上帝不可能是力量。应当承认，在今天，儒、道、释似乎已经不是基督教的主要敌人了，至少表面上如此。今天宗教信仰在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灾民理性”背景下的“唯科学主义”，这种思潮的底色仍然是上面的几种观念所积淀下来的，但它现在用“理性”和“自由”的名义把自己武装起来了——由于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这种“政治正确”的迷信，知识分子当代的反宗教思潮表现得更为自负和狂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本文的目的，事实上这个工作至少表面上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深化在知识分子的“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中，而后者，构成当代汉语神学主要的对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