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在中国历代执政者的思想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执政者不同，民本思想的内涵也不同，甚至有着质的根本区别。从民本思想的发展可以透视出现代领导科学发展的趋势。传统民本思想有其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只有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实现了真正以民为本的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为现代领导科学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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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并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和发展。纵观这一过程，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历史再现了从最初的把芸芸众生的主宰归结为神，到君王，再回归到人民的发展过程。共产党人执政终于真实的凸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把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极大的调动起来了，从而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生产力发挥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度。分析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民本思想，有助于领导者树立正确的的民本观念，学会正确的领导方法，把握高超的领导艺术。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朴素的民本意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以民情观天命，重视民众，认为民众是制约王权的一个因素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尽管这种思想直接与“天意”相结合，属于唯心的天命观思想，但是民众在这时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从这以后，民本思想逐渐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和阐述。如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3]到了孟子，就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论和方案。他有一句传诵千古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4]他认为，人民、国家、君王三者相比，最重要的是人民，其次才是国家，君王是最不重要的。因为国家也好，君王也好，无不是依靠人民而存在，人民的支持，对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极端重要。所以君王应该：“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5]这比较集中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民本思想。而后民本思想的论述就越加丰富起来，比如荀子：“天之生命，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6]《国语》中有：“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7]《左传》有：“民弃其上，不亡何待？”[8]管仲：“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9]“立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10]柳宗元的民本观：“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11]首次表达了“吏为民役”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再如朱元璋：“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12]……像这种民本思想的论述还很多。要指出的是那时的“民”就是专指老百姓，是作为被统治阶级而存在的，不包括君王及其官吏，君王及其官吏是作为统治阶级而存在的，是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阶级，他们之间在利益上是对立的。但是民众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巨大的力量促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因而理论者们(古代称为“士”、“幕僚”等)在不同的程度上阐述了民本思想，君王在统治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体现了民本思想。民众也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同情、关心、爱护，民众的主体性在形式上得到一定的重视，生产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透过这些民本思想现象的背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民本思想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并且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它的实质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民众来服务于私人目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这就深刻的体现了这种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也就是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得民本思想无法在理论上彻底，无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这种民本思想是和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是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相联系的。这也就造成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因此，民本思想成了统治阶级实现为了更好的统治民众的工具，民众也因此而异化为工具性存在。民众主体性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本来很低下的生产力发展也很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