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不妨借用施特劳斯弟子，但后来成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盖尔斯顿教授的《康德与历史的问题》来简略说明何为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历史观念”以及为什么“历史观念”导致虚无主义。盖尔斯顿指出，西方现代的“历史观念”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步观念”的提出，第二阶段是“历史观念”的提出，而第三阶段则是走向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m）。第一阶段即所谓“进步观念”的兴起是在马基亚维里开端的反叛古代以后，培根等早期启蒙哲学家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观念，他们坚信一旦现代人彻底地挣脱“古人”的思想枷锁以后就能走上人类无限“进步”的大道，尤其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福祉和光明。但卢梭第一个打破了启蒙运动的这种迷梦，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的进步，因为科学技术同样可以造成人类的败坏甚至毁灭人类。康德接过了卢梭的这个问题而将“进步观念”改造成他自己的“历史观念”。所谓“历史观念”就是承认卢梭所言科技进步和现代的进展将伴随着人类的灾难，但康德认为“历史”作为一个总体过程必然地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向自己的终点，这个终点就是人类的“目的王国”即自由王国。这是因为康德哲学将“自然”（必然）与“道德”（自由）分离，因此康德的“道德”即自由的实现就必须在“历史”中来完成，但这“历史”的进展并不是由人的道德行为来实现，而是由“天意”借用邪恶和暴力来促成，但最后的结果则是根除邪恶和暴力。盖尔斯顿强调正是康德首先提出的这个“历史观念”导向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的狡计”概念，即所谓历史是由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所推动或即由“恶”推动，但即使尸横遍野、血留成河，人类最后必定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而达成“历史的终结”。而从这种终点的立场看，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的一切苦难、灾难似乎都是必要的甚至值得的。第三阶段则是上述“历史观念”的破产，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没有人再相信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这种“总体历史”，随之出现的是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观念，即认为历史根本就没有方向，更没有目标，甚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历史”。因为所谓“历史”至多是某个“特别时刻”（aprivilegedmoment）的突然来临或“绽出”，这种“绽出”既无法预料，更没有任何因果必然性，一切都是任意的，一切都只能归结为某个体或某群体的“命运”。──盖尔斯顿主要研究的是上述第二阶段即康德提出的“历史观念”，因此他对第三阶段的“历史主义”未多论述。我们或许可以补充说，所谓第三阶段的“历史主义”，或施特劳斯所谓的“彻底历史主义”（radicalhistoricism），其最大的代表作自然正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正是海德格尔拈出的所谓“绽出”（ekstasis）或他后期特别喜欢用的所谓“突然发生”(Ereignis)，根本地开启了以后的所有后现代哲学的思路：一切所谓的历史、世界、人，都是断裂的、破碎的、残片式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个“突然发生”的偶在而已。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看法：施特劳斯的《自然正义与历史》虽然全书没有一个字提及海德格尔的名字，也没有提及海德格尔的任何著作，但《自然正义与历史》这个书名似乎正遥遥罩向他从前的老师海德格尔的代表作之书名《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这个书名突出了他最基本的思想，即只有从“时间的视野”才能把握或领会“此在”甚至“存在”的意义，但他所谓的“时间”，或他所谓的时间性、历史性，都是指某种突然“爆出”或“绽出”或所谓“自我出离”的“时刻”或“瞬间”。施特劳斯的书名《自然正义与历史》似乎隐隐地提问，在海德格尔这样的“时间”和“历史”下，是否还有“正义”的可能？“此在”是否能成为追问“正义”的存在者？“存在”是否至少能暗示“正义”的某种可能或不可能？在这样“爆出”或“绽出”的“时刻”中，或在这种“特别时刻”中领会到的此在和存在，是否还有“善恶”之别、“好坏”之分、“对错”标准？施特劳斯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没有给“政治哲学”留下空间，因为这个空间被留给了某些已知或未知的“神祉”。但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观念”发展到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正是堕入了最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如果一切都只是由“命运”决定的无法把握的“绽出时刻”，那么人的一切选择就都只能是“盲目的选择”，人被免除了选择善恶与是非、好坏与对错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可能再作为有责任的存在者而生活”，这表明“虚无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实践结果就是盲目的蒙昧主义（fanaticalobscurant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