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两个苏格拉底，即“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以及“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可以说是施特劳斯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全部关键所在。第一个苏格拉底就是以哲学和真理自居而激烈批判政治共同体、攻击城邦视为神圣的一切；这个苏格拉底突出的是哲学如何地高于政治，突出政治是如何地不符合真理。初读施特劳斯的人往往会以为这就是施特劳斯的“苏格拉底”。可是这个苏格拉底自然并不需要施特劳斯来发明，这个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学”正就是近世西方所最标榜的“哲学”。可以说，施特劳斯实际认为，近世以来以“哲学”批判“政治”的形态，其原型就在阿里斯托芬所攻击的少年苏格拉底即“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这是走火入魔的苏格拉底（Socratesgonemad）,或走火入魔的哲学（Philosophygonemad），亦即一味以哲学标榜而完全无视任何政治共同体以“意见”为基础。这种“哲学”自现代以来至少有两种表现形态：首先表现为典型的所谓“启蒙哲学”，亦即不但以哲学为标准来批判政治，而且力图以哲学为标准来改造政治，以知识取代意见，最终使人类都生活在“光明”中，就象基督徒最终可以进入上帝的天国。这种以解放人类为目标的“哲学”形态现在当然不那么时髦了，因此出现第二种更时髦的现在形态，亦即认为启蒙是幻想，人类永远不可能解放，政治永远不可能改造，因此唯一可能的“哲学”就是不断地批判政治社会的一切，这种路线在福科德勒兹等后现代那里达到顶峰，也更能满足所谓“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因为这表示知识分子多么有所谓独立人格，批判意识，而且现在还再没有任何政治幻想。
如果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不过是要说哲学高于政治超越政治，不过是要强调以哲学鄙视政治，那么他也就太平平无奇了，因为这本就是近世以来任何稍有“知识”的人共享的最流行的现代“意见”。如果施特劳斯只不过指出启蒙哲学想解放人民大众是幻想，那么同样无甚独特，因为在这方面后现代诸公的认识丝毫不比他差。施特劳斯真正不同寻常之处是他提出了“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对"哲学与政治"的根本看法实际即是认为，“不成熟的哲学”往往好标榜如何爱“哲学”，如何鄙视“政治”或“人间事”，这就象柏拉图对话《会饮篇》开场出来的那个Apollodorus，明明毫无主见，，没有头脑，却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如何“爱哲学”，如何“鄙视政治”。但“成熟的哲学”即政治哲学则恰恰“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施特劳斯由此提出了苏格拉底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深刻意义就是从“癫狂的哲学”走向或返回“清明和温良的常识政治”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政治哲学”是要“改善而非颠覆政治社会”的问题。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中心工作可以说就是将近代以来一直被视为“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改造成“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而他的“绝活”则是论证这个“苏格拉底的改造”在柏拉图和色诺芬尼那里就已经完成了，甚至是苏格拉底本人就已经完成了！他认为柏拉图和色诺芬事实上完全同意阿里斯托芬对“癫狂哲学”的批判，但认为他批判的只是“少年苏格拉底”或不成熟的自然哲人苏格拉底，但真正的苏格拉底或成熟的苏格拉底即“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则是“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这个“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诚然只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俗白教导”，但施特劳斯强调俗白教导就是政治哲学，因为没有“俗白教导”，那就只有“癫狂哲学”，那么施特劳斯就不是在复兴“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而是融进了近代以来的激进批判哲学大潮了。施特劳斯晚年特别致力于解释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对话，因为他认为色诺芬的著作在古代历来被认为是经典但从18世纪以后却开始被贬低，恰恰最反映现代“知识人”的偏见，亦即认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丝毫没有“哲人”的味道和“牛氓“的精神，而与普通公民无异，这太难满足现代人的“哲学批判”精神，因此现代人都认为色诺芬歪曲了苏格拉底的形象。施特劳斯却恰恰认为，色诺芬的写作乃“俗白教导”和“隐讳教导”写作的炉火纯青之作，在其中“哲人”苏格拉底的锋芒掩藏在公民苏格拉底背后，正是“古典政治哲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