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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或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一般表现在，它能镇定自若地将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收编于某种比较明确的秩序中，并在说与被说的过程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涵和隶属的对象”17 。说白了就是一种思维方向上的整编行为和世界观的构造过程。当一种外来的文化竟然能跨语境地通行，并像联合收割机一样地捕获本土精英知识分子时，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究竟是我们自身的文化生产能力出了问题，还是这种外来文化是如此强大，果真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方向？还是在延续着“强权即真理”的寓言，并在当前主要靠技术支撑的传播环境（电子媒介时代）推波助澜下跨越了他自身发展和冲击的局限，遽然增加的加速度使所有追逐的努力相对化，距离定格，而自身竟然脱离了地球引力进入太空漂移？
三个问题中除了第二个是无法检验的以外，其他两个都以活生生的例子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生产，给本土文化生产带来日益增加的焦虑和困惑。好比是一只惊恐的小白鼠乙，担心脱离滑道的迫切促使他不断地用爪子去蹬滑道，但所有努力的结果却使得滑道转动的速度加快，小白鼠愈发不敢、不能脱离。而另一只小白鼠甲果然已经脱离了滑道从而脱离了这种焦虑而实现了太空行走，甚至还能悠然地指点滑道上的小白鼠乙——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小白鼠乙
1、乙2在加入乙的行列。我们，中国，是乙系列，还是甲系列？太多的求解的冲动和方向，我们面临歧路而亡羊的可能？
对多维、多变生态的需求以及对这种需求提供的可能，会使人们生发出一种普遍质疑的素质和空气，其结果最起码的是一点：你说什么他不相信了。于是危机产生了。不仅是表述本身的危机，因为任何时点都需要表述本身；也不是现时表达者的危机，因为对现时表达者来说，其损失至多是为下一个现时表达者腾出表达空间的损失，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自己不过是如水流的兵。危机危及的是表述的方式和内容，是那个所谓“铁”打的“营盘”和受众。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看看中国文化这个“营盘”情形如何？不消多说。受众如何？也不消多说。难道真的就有“脱离了重心引力”的小白鼠甲的存在？事实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发展“此在”的诱惑下，使得落后的东方集体出走，排队上了滑道，并由此开始了和小白鼠乙类似的历程和焦虑。某种虚无的“领航员”将岸边的观赏石舫撬起来，引导大家上船，任凭双方不断努力——挥旗子、打手势、喊话、威胁、利诱、轰炸，最终成效的性价比不高，石舫出海的刹那就意味着某种不归路。看看阿根廷的改革，再换个角度来看看东欧国家变化的历程，或许对不管是小白鼠还是石舫的寓意就很明了了。不同的语境（甚至有时可能类似水与火的冲突）努力创造或走进一个家，但最终并没有家的感觉，凸显的却是焦虑和恐惧。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就在呼唤着对话、对话。但从目前来看，对话的结果又如何？双双出走！于是，表述的危机凸现对话的危险。怎么办？不是关门，而是让对话双方自查自己的偏狭与疏狂。
六、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问题和思考
童先生在文中第三部分“积极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中，列举了西方国家传播优势的一系列数字后，说，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明显优势，除了它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外，把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问，重视发现和驾驭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童先生对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界的殷殷期待见于笔端。但把“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问”提升到促成西方明显的传播优势的位置上，似乎将学者的作用过于拔高了。此问题可忽略不计，童先生主要是想说明，“要想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有根本的改变，必须先做一番相关的学识启蒙和教化工作。
因为，“中国既没有西方国家这样大规模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没有在学术研究中达到西方业已达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