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报侵入后，对我国社会及国人之观念，均有重大深远之影响，兹举数点如左。
1.外报为我国近代报业及政论报纸之序幕；
2.外报对我国近代思潮具有启蒙作用，进而促成清末“维新”及“革命”运动；
3.外报注重工商业之报道及其发展，直接刺激我国近代工商业之诞生；
4.外报主张废除科举，建立形式教育制度，此有助于清末教育制度之改革；
5.外报鼓吹科学新知，直接引起国人对科学研究之兴趣。
上述均外报之功绩。然外报系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言论鲜难符合我国之利益。又因我国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固常常因外报淆乱视听，挑拨离间，而妨碍国策，动摇国本。尤其因外报遍布我国，操纵我国舆论，此对我国民族自信心之戕丧，实在无法估计。
相信读者在读了这一段话后，思路进入对外报的双刃评价外，更需要联系当前的后殖民语境，尤其是读者所处的时代特点分析外报的作用。从当前的中国的语境来看，对外报的结论似乎更倾向于意识到外报对本国文化的消极影响，至少一个“实在无法估计”也应该引发更多的对中国历史深沉的思考。但童先生却在李瞻引文之后突然转折，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点结论：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出自不同文化体系的异类文化进入，固然难免有不服本土文化的‘水土’，甚至会同本土文化产生碰撞冲击，但对它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应有足够重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童先生所罗列的外报的功绩，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也都是认可的。但关键是，这样的功绩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得以实施的。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的一些行为，包括办报，推行英语教育等，也都毋庸置疑地为彼时的印度起到了童先生所谓的“政治开放”或“传播管制的放松”。正确认识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的话语如果是在闭关锁国的年间说出来，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这些宏大模糊的逻辑和脱离现实的说辞似乎隐含着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我们似乎看到了某种东方学家16 的逻辑：
固然我们把你们的圆明园烧了，但我们也将你们封建强权的一个符号烧了，让你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固然我们逼你们签订了《马关条约》，但我们促成你们打开国门，政治开放，传播管制的开放的积极作用还是要有足够的重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固然我们将鸦片输入你们的国家，让你们成了“东亚病夫”，但也让你们发现了见识了高级技术下的高级鸦片，最主要的，是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所以，采用“禁止围堵”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文化是有系数的，而传播则有语境。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载体，比如人、器物、行为），这些载体，比如人的教育、年龄、职业、社会角色、群体成员资格等作为文化的系数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因为此，导致了文化事实上没有某种恒定的一般的概念，有的只是在某个时点上起决定作用的系数因素所表征出来的特征。同时，这种特征之所以能够被表征，还有一个文化传播的语境在起作用，比如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并且，这种表达也会因为表达方式的组合而可能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点上使整个传播的方向发生转折，趋同或背离初衷。
因此，对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和研究是件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事情。但是否我们就此就灰心丧气，随波逐流了呢？也不必。中医理论中认为各个身体部分相互联系，各种自然物质生生相克，但在用药上并没有就此无法适从。深刻认识支撑传播自行为的要件并抓住它，将影响系数进行纵向的排列和遴选，用实践事实所提供的语境进行排除法处理系数，用实践所要求的目标和提供的语境处理传播主干似乎是一种方法。而且，童先生在文中用了一个词语，“话语权”。“跨国传媒公司的主要追求是市场和利润的最大化，主要不是争夺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