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论语》；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诸子以孔子为第一人，诸子之书以《论语》为第一部”[1]。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是中国书面文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文学观点至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论语》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和形象，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儒学在整个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孔子其人被神化，儒家与儒学成了诸子之渊源和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被尊列于“诸子”之外；而近代许多激进文化人抨击儒学的文化正统时，也往往把儒家与“诸子”分开讨论。世纪之交，儒学正统的文化格局被打破，虽然“打倒孔家店”的冲动有失理智，但对认识孔子与儒学的真面目，却不无裨益。20世纪的百年中，随着对孔子以及儒学思想研究的深入，《论语》的文学价值与写作艺术特征也逐渐为人所认识，学者们就《论语》的文体特征、人物描写、修辞手法、语言艺术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就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状况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瞻望，以期为21世纪的《论语》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艺术研究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辑录，重在记言，因此，对《论语》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的认识，首先是从其语言特征开始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从“儒者崇实”的思想特征，洞察了《论语》“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的语言艺术特色。[2]蒋伯潜认为，《论语》作为“最早之记言体”，“章既简短，辞已质朴”，而所以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乃与《论语》之成书方式有关，《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其所见所闻的“直录”，“盖虑其铺张润色，或致反失其真，记录忠实，理所当然。”[3]柳存仁把《论语》的语言特征概括为“语长文简”、“多含蓄较深之意义”，认为其“记言之处”，“已颇有较丰富之文字与情感可资表章者”[4]。从以上论述可知，20世纪30-40年代，研究者从总体上简明扼要地认识到了《论语》的语言风格特征，并对其成因有所认识：一是由早期儒家的思想主张所决定，二是“记录”的写作方式，三是由于当时的书写物质条件的限制，“大约《论语》成书之时代，文书之物质尚极难获得，记录口语，仅记纲目以免遗漏，而精微深远之涵义则仅凭口说，未必全在布帛。”[5]
《论语》虽为语录，然而实际上包括语录和对话以及一些简短的记叙三种体式。前者记载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论；后二者主要记叙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答之辞，同时也用一些形神兼备的小故事表现人物的举止行为。《论语》的语言艺术特色就是在这几种体式中得以体现。《论语》基本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展开与论证，从而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郑振铎认为：《论语》“文字虽极简朴直捷，却能把孔子的积极的思想完全表现出来。”[6]然而“质朴”并非贫瘠枯燥。由于孔子生活及《论语》生成之时代，春秋诗性文化风韵犹存，加之孔子及孔门弟子良好的“诗学”修养，因此“文简”而“语长”，“质朴”而“含蓄”，造成了浓郁的“诗味”，给人以悠然神远之感。钱基博认为，较之《尚书》典、谟、誓、诰之“无抑扬顿挫之文，木强寡神”，《论语》二十篇，“浑噩之语，易为流利之词，作者神态毕出”；较之《左传》之“以曲畅为肆”、“以净夸为奇”，《论语》“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因而“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语约而有余于意，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7]所论颇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