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代发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