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内兴制度，外事四夷”，为千古名帝。人多习知其雄材大略、多欲奢费、残酷无情的一方面，孰不知，武帝虽尊为皇帝，在威严冷面的背后，也有着一颗生动活泼、多情善感的心。他喜辞赋、爱歌舞、好游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不是表现在政事上，也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上，而且也表现在《诗》上。《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武帝学诗、读诗、品诗、作诗，一方面乃制度兴作，一方面则舒志怡情。“诗”之与武帝，可谓关系深厚焉。
一
景帝之世，黄老思想、刑名之学在政治上仍占主流。但是，对于太子刘彻，却酝酿着改变，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儒生、身受“鲁诗”大家申公亲传的王臧，《汉书·儒林传》云：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此当即为武帝师之证。武帝幼时既已受诗教，而其在为太子前，受封胶东王。据钱穆先生讲，在西汉前中期，存在两个学术中心，一为河间为中心的经术中心，一为以淮南为中心的辞赋中心，“词赋之学，近源吴梁，远溯齐楚，以南人之巫风，泽海国之仙思，其学亦东方齐鲁之支流与裔” (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3-84页) 。而据《汉书》，文帝子梁孝王也喜文辞诗赋，身边有邹阳、枚乘、严忌子诸人，皆文辞之士，梁国诗赋亦盛。梁、楚乃长安与胶东国间要道，胶东近于此辞赋中心，可以试想，武帝与胶东国关系或极密切，受其文化熏陶也是理应必然，史称武帝“好文辞，向儒术”，信然 (《史记·封禅书》) 。
《诗》，是儒家《五经》之一，为儒学元典，不仅蕴含着儒家重要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兴、观、群、怨”。武帝自幼受教于《诗》学大家，其思想受儒家影响极深也是当然，武帝一朝，立明堂，建封禅，行郊祀，改正朔，莫不因于此。一方面，武帝甫即位，王臧即上书宿卫，武帝以王臧为郞中令，以其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并征申公，欲进行政治改革，但因窦太后反对而暂时失败 (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虽然如此，但建元元年“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诏以及征贤良文学对策则是实行了的。是故，中国政治思想至武帝时为之一变，使儒学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与武帝自小学《诗》、受诗教、向儒学有很大的关系。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班固述武帝之功，其一即为“作礼乐”(《汉书·武帝纪“班固赞曰”》)。礼乐乃儒家之重要内容，也是儒学参与政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赋、颂”则为其表现形式。史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礼乐作为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时树立起来，诗赋为之一盛。郊庙歌辞“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乐府诗集》卷一)诗赋缘饰政治，非武帝之提倡而不能为，果真为武帝之功。武帝自己说：“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兴礼乐，建郊庙之歌颂，亦可为武帝自信精神之表征。是故武帝受诗教，对其政治思想是影响到了的。
二
武帝爱诗，故亲近诗赋之士，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易。武帝即位之初，就集文学赋士于周边，与之游历，从而在皇宫内形成内朝。试看武帝朝亲幸者：司马相如自不待言，乃汉赋大家；严助“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 (《汉书·严助传》)；朱买臣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汉书·朱买臣传》)；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汉书·终军传》) ；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汉书·外戚传》)；至于枚乘，“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犹高。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乃得其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枚皋传》），以是大为贵幸。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家，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兒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庄葱奇赋十一篇。内朝官中多有赋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