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内在实有的德性，总是要通过人外在言行表现出来的。某人的言行就构成了其他人对某人具有多少诚的德性的了解、判断和评价的依据。然而，某一个人的言行常常不能完全地表现一个人内在德性的实有。其他人受自身言行习惯的局限和对某人言行了解程度的局限，常常不能对他人的德性做出恰当的评价。真正能够正确评价自己有多少“诚”德性的人，是某人自己及对其有深刻了解的“知音”。
自然界没有主观意志，因而不存在什么“假相”；人类有主观意识，故而有虚伪和谎言。在道德领域，与“诚”相对的是“伪”。所谓“伪”，就是没有内在德性的实有而伪装成有。伪是对他人的欺骗，比“无”更坏，因此，人们常常说“真小人”比“伪君子”还更可爱一些。
信字，在字形结构上从人从言，讲的是言谈的诚实性，言由心出，表里一致。信字原本讲的是人在神面前祷告和盟誓的诚实不欺之语。古人认为，神灵具有人所不可企及的智慧和能力，人在神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否则必有灾祸降临。《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典型地表现了春秋时期人们的信观念。郑伯就是郑庄公。从其出生的第一天起，他的母亲就不喜欢他。其父郑武公去世后，郑庄公即位。其母背地里支持其弟太叔段谋反篡位。郑庄公早有准备，击败其弟，囚禁其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誓不相见”。不久，郑庄公回心转意，对母亲很是想念。但是，那个“不到黄泉，誓不相见”的信誓，决定了母子二人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相聚了。后来，一个叫颖考叔的人给黯然伤神的郑庄公出了一个主意：掘井见黄泉，母子邃中相见。母子因此才得以团圆。郑庄公之所以信守誓言，就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人类对于鬼神的畏惧。这种对于鬼神讲信的行为方式运用到人际关系之中，讲求人际之间的言而有信，也就是人际信用伦理。
诚与信有着密切的联系。诚是人内在的德性，信则是诚的外在表现。诚于中，必信于外。因此，诚与信联结为一个词，表述的是人们诚实无妄、信守诺言、言行一致的美德。诚信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诚实无伪、言而有信。千百年来，诚信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要求，对于人际的协作和和谐产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关于诚信在人类个体生活中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有过许多论述。孔子曾经多次谈到诚信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认为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的资格，是不能在社会中立足的。被后人视为儒家亚圣的孟子，特重仁、义、礼、智四德，这与《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记述的思孟学派崇尚“五行”的特点不甚相符。据郭沫若先生的研究，与其自然观上的五行思想相配合，其道德观上除了仁义礼智四德之外还应有一个更核心的德，这就是诚或信。诚或信在其道德系统中的地位，就像土在木、火、土、金、水五行中的地位一样。思孟学派的名著《中庸》正好大大地发挥了“诚”的思想，提出“不诚无物”的命题，把诚看成是一切道德的根基。人之于诚信，如同鱼之于水，不可须臾而离。北宋的周敦颐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诚》）
诚信是个体道德的基石。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是排斥主观性、排斥主体“我”自身的。越少主观性，科学的研究也就越接近客观真理。道德的学习和修养则必须与主体自身紧密相联系。孔子和荀子都曾经把道德的学习和修养称之为“为己之学”。这种学问的特点是“入乎耳，蓍乎心”，造就和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德首先就是要有一颗诚心。所谓诚，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毋自欺”，“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真地想”，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不自欺欺人。诚是心灵、理性、情感、意志的内在合一，是自我身心的统一。它是一种精神的状态和境界，同时也是一个修习的过程。《大学》把“诚意”作为修德的关键一环。朱熹《集注》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益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①焉。”不能自诚其意，修德就无从谈起。诚意所达到的程度，又决定了一个人修德所达到的程度。《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古语有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了至诚的境界，自我高度统一，自我的天然性能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最终达到赞助天地化育的神奇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