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乔治·索罗斯是世界著名的金融家，曾经挑起亚洲金融风暴。他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年他移居到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去美国，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索罗斯还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哲学家，他坚决反对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他说“布什统治下的美国是世界的威胁”，为了赶布什下台，他已向美国左派捐出1550万美元，并表示如有必须还将捐出更多，他说：“把布什赶下台，这是我人生的中心任务”。《商业周刊》11月20日排出本年度50位最慷慨的慈善家，索罗斯名列第三，从1999年到2003年他共为慈善事业捐出24亿美元，占其资产的68%。
众所周知，历史在2001年9月11日改变了轨道。但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尽管有3000人在这一事件中丧生，但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影响？答案与其说是“9·11”事件本身，不如说是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回应。
布什向恐怖主义宣战，并以反对恐怖主义战争之名贯彻一种激进的对外政策方针，其根本原则已经预示了今天的悲剧。这些原则可以被总结成以下几点：国际关系是权力关系，不是法律关系；权力即公理，法律保障这种公理；美国不容置疑的是后冷战世界的主导力量，因此她有条件推广其观点、利益和价值；世界如果采纳这些价值，将会从中受益，因为美国模式已经证明了其优越性；克林顿和老布什政府没能全面利用美国力量的潜力，这一状况必须得到更正；美国必须找到一条维护其世界霸权的道路。
这种对外政策是一种包容广泛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新保守主义，不过我倾向于称它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粗糙形式。我之所以称它粗糙，是因为它奉行适者生存原则，忽略合作的作用，只强调竞争。在经济领域中，竞争在公司间进行，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则是国家间进行竞争。在经济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市场原教旨主义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如今则以追求美国霸权地位的面貌出现。
并非所有布什政府成员都坚持这种意识形态，但新保守主义者在其中是一个有影响的集团。在“9?11”事件发生以前，有两种因素阻碍这种意识形态得以贯彻其战略：一，布什没有明确的授权（他实际上只是靠最高法院的一张票而成为总统的）；二，美国缺乏清晰界定的敌人，从而不能大幅增加军事支出。“9?11”事件除掉了这两个障碍。布什总统向恐怖主义宣战，而整个美国都站在总统身后。然后布什政府继续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恐怖袭击，为了能得到全国人的支持而助长了恐惧的发展，而且利用反恐战争来维持美国霸权。“9?11”事件就这样改变了历史的轨道。
利用某一事件达到某种目的本身原也无可厚非，需要关注的是布什推行的政策本身，以及他要在美国和全世界贯彻这种政策的方式。他正带领我们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布什政府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与开放社会的准则是相抵触的。开放社会承认人们有着不同的观点，谁也不能掌握最终真理。而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则断言，正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强大，所以我们更有道理，因此也更有权力。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句话就是：“20世纪自由与集权的伟大斗争以自由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而国家成功的惟一范例就是：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
这一宣言包含两个假定，然而都是错误的。首先，国家成功并非只有惟一可行范例；其次，美国模式虽然确实很成功，但对其他国家来说并不可行，因为我们的成功主要靠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中心主导地位，而且我们不愿放弃这一地位。
布什主义首先阐明于2002年6月西点军校的一次总统演说，三个月后被融入《国家安全战略》，它有两个支柱：一，美国为维持无可置疑的军事霸权，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二，美国保留“先发制人”的权力。于是布什主义建立起两个等级的主权：一是美国的主权，它在国际条约和义务上享有优先地位；二是其他国家的主权，它们要服从于美国的意志。这让人想起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