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的制度：政治学的组织基础》读后
尽管通读了马奇和奥尔森教授的这本名著，而且有的部分读了两三遍，但平心而论，仍有很多问题不能透彻理解。而且笔者发现，仅读这一本著作没有办法确定它在政治学制度主义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它的重要贡献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由于这本著作实际上是两位教授近十年学术研究成果和论文的汇集，他们讨论了很多问题，笔者无力把握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讨论的主线。因此，在读书笔记的写作中，笔者仅对那些自己感到有启发的观点进行了抽取和简要的评述，同时提出了一些深感困惑，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理清思路的问题。一
随着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内生变量所起的重要作用，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被人们以更多的方法从更多的视角进行着分析和研究。制度的作用、制度的人性基础、制度的演进与演进效率、制度中的传统习俗与规则设立、制度与政策制定等问题不断进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乔汉·奥尔森（johan p. olsen）两位教授著述的《重新发现的制度：政治学的组织基础》（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1989）就是将制度变量纳入政治学领域，并研究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的一部经典性著作。
在这部汇集两位教授十余年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的著作中，两位教授以十分独特的视角和解释方式，探讨了政治过程中的种种制度以及制度演变中的诸多变量影响和制约。在通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诸多观点及其论证有独到之处，尽管有些思想阐述展开得不是很充分（可能由于这本书是以前一些论文思想的汇集，作者在其它地方可能详尽地论述过）。笔者以为，使读者能够更好地认识现实政治世界的论点包括：
（1） 现实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两个基本维度：即作为理性竞争的政治（交易或博弈过程） 和作为寻求世俗问题解决（temporal sorting models）的政治（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s〉）。前者将政治类比化为市场及其组织的交易的过程，每个交易理性的参与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后者分析了两者如何共同影响着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行为，而它们又如何被政治领域中的制度规则影响和制约着；
（2） 对50年代政治学理论发展中出现的反制度或忽视制度（组织）的五大倾向作出了总结和归纳：这五大局限性是：背景论（contextualism）、简化论（reduction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正是在对上述传统政治学局限性批判的基础上，两位教授引出了本书的主题，即重新认识并确立了制度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作用。这应该被看作是两位教授对政治学发展的最大贡献。本文将在第二部分着重评述这个问题。
（3） 政治行动（action）的逻辑前提－赋予行为以某种意义：作为生活一种解释的政治。马奇和奥尔森教授极力反对仅仅将政治看作是一种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分配性工具，他们强调政治同时也是一种赋予行动以某种价值意义或解释方式的象征和仪式。正是因为有了政治的象征意义，才使政治行动在诸多的价值冲突和稀缺的资源环境中确立了运作的基础和目标，才使得公众的各种认知、价值和偏好进入政治过程，并在公共政策中得以体现。这一思想显然针对着那些以行为主义和实验验证方式研究政治科学，主张价值中立或价值去除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政治的象征性或符号意义意味着，通过对政治生活的诠释，建立起人们对政治行动、政治控制和政治变革的共同文化、价值和愿景，理解集体选择和公共政策的意义；通过政治象征含义的构筑、表达、渗透以及人们组织性的学习，使政治过程的参与者形成共识，从而确立和巩固政治制度的某种秩序。在这种意义上说，政治制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含义的结构体系。如书中指出的那样：“借助于（政治象征）含义的形成，政治制度创造了一种解释性的秩序，在这里，政治行为得以被理解，并保证了其连续性。”不难看出，马奇和奥尔森教授十分注重社会文化和价值作为制度一部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