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人类只经历过两种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出现是人类经济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也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起点。所以全球化――不管它有多少表现形式――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全球化运动中最本质的物的要素是商品，而不是一般的自然物质。因此，商品的二重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原动力：价值总要消灭使用价值，资源配置总要寻求高效率，并由此获得最佳的利润。生产一旦以利润（剩余价值）为目标，社会必然要出现两极分化，代表资本的“精英”一方日益进入社会的主流，而提供剩余价值的另一方人数日益增多并被边缘化。这便成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及其历史运动的社会基础。
17至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世界出现了第一个资本中心。资本把生产与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分裂开来，并通过这种分裂无限汲取剩余价值。资本最先把本国生产与消费分裂开来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压低国内消费来获取剩余价值。当这个进程达到极限时，也就是说，作为消费主体的劳动大众消费水平被压低至极限时，经济便发生危机，社会就因两极分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动乱。为了保持高额利润率及本国统治稳定，资本中心便开始向海外扩张，并通过这种扩张转移国内危机。这样便产生了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概念。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对立，是原来发生于资本中心国内部的生产和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对立的外化或转移形式，也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概念的基础。一国内部的劳资对立外化并扩大为国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立：开始是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对立，这种关系在20世纪下半叶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解体，殖民地转变为主权国家，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对立转变为南北对立。资本中心国总是力图通过打破外围地区的封闭性，获取高额利润；外围地区的国家则在利用外来资本发展自身的同时，又力图保护本国的民族特性。这样便产生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与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在保证人类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生产资料及生产关系社会化的主义，其作用本质上是在继承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正面成果基础上对它们二者的负面作用的制约和扬弃。私有制是全球化的正面成果即人类活动社会化的最后障碍，而资本的私人占有恰恰又是全球化的原始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在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同时，也产生了最尖锐的对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资本为核心动力的全球化运动却成了私有制的掘墓人――这是主张“适者生存”的全球化的“精英”们所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目前的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所反对的其实不是全球化中的正面成果，而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国际垄断因素。而资本的国际垄断――其政治表现为世界霸权――就是私有制发展的后期阶段。
国际资本――在最初也就是英国资本――的第一个外围市场就是欧洲大陆。法国实际是资本全球化冲击的第一站，其后果就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随后便出现了19世纪中叶的整个欧洲大动荡。中国和印度殖民市场的打开使全球化浪潮在19世纪下半叶从欧洲波及到亚洲。发生于20世纪的两次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世界大战和后来的美苏冷战减缓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苏联解体后，冷战格局结束，全球化浪潮再次勃兴。但不管世界怎样变化，它的基本矛盾还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矛盾的转化形式。不同的只是这种对立性矛盾从地域性的历史转变化为世界历史罢了。目前的问题是，北方国家通过赢得冷战已成为更加有组织的强大联合体，为国际资本提供剩余价值的南方世界则变得更加无助并成为更加弱势的国际群体。
公平屈服于效率，继而人权屈服于资本是资本全球化的结症。资本全球化过程不可阻挡，这并非是由于它具有多少真理性――尽管它的确具有真理的方面，而是由于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资本全球化总逼使公平处于弱势的一方。在自然经济时期资源配置是在一国内部计划进行，现是则是按市场原则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汲取范围的扩大使先参与全球化并在其中稳住阵脚的国家会因高效生产力――当然对环境而言却是高效破坏力――而居于优势的竞争地位。结果，资本全球化成了破坏环境的和人类无法控制的异化力量，人成了人格化的资本；在物（商品）的全球化的同时，人的自由权利则因屈服于技术而持续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