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环境的谐和并不是资本全球化追求的目标。现在人类整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同时资源贮存总量和人类生活环境质量却在日益下降。人们不仅要问：生产力究竟提高还是降低了?真正的和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生产力提高的标志，应当是在生产力在总体而不是局部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也要总体而不是局部下降。但现在的情况是生产力的上升是靠资源的高消耗支撑的，更可怕的是这种恶果却是偏面地集中在南方世界。这已超出阶级和民族矛盾的范畴，而升格为人类和自然的矛盾范畴，只要这种效率高于公平、资本高于人类的发展趋势不变，其结果就不仅仅是阶级或民族的灭亡，而是人类及与其相伴终生的生态环境的整体毁灭。社会主义思想家想得很远，他们拥有很强的道义力量，但却没有足够的制约全球化恶果的能力：它代表善却没有获得支撑善并且高于资本的生产力；它代表居于弱势地位的南方国家的利益，强调公平优先，但结果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与国际资本的斗争中却没有继续赢得优势，相反，而处于资本中心的北方国家总是居于优势的霸权地位。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只以效率和利润而不讲道德和公平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健康的历史恶动力，因为毕竟人还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尊重人――尤其是尊重处于弱势地位的多数人――的生存，至少是生命权利，应是全球化运动的道德底线。只有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得到保障的全球化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然它就会受到反全球化力量的强力反制，反制的程度与全球化对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剥夺程度为正比。
因此，南方国家反对北方国家，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反对霸权国家的斗争是矫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效率与公平、资本与人的异化关系并使其向健康方向发展的伟大杠杆。社会主义要求确立人，确切地说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一部《共产党宣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只有将全球化与其发生互动关系的民族化和多极化纳入一体考虑，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南方国家而言，只有在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经济成就才是有意义和靠得住的。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在有助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又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才是有益的。面对国际霸权，中国不要过于“温良恭俭让”；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国要积极进取。中国应在强有力地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目前的世界仍是为国际资本支配的世界。如果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是国际“资本的母国” （马克思语）即英国支配世界的历史，那末，20世纪的历史则是西方七国集团联合支配世界的历史。国际资本由单一的辐射中心，转变为一个大的联合中心，其间充满着资本中心国与资本外围的民族国家的战争与冲突。今天的西方七国集团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历史辨证运动中通过强力挤入资本中心集团的。当他们之间的战火平息后，他们又开始联合对外，利用他们掌握的巨大的资本力量，打败新的对手，以防止其他处于外围的民族国家再挤入资本中心。在这种过程中，一些民族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而崛起，另一些国家则被全球化所摧垮或受到强制性扭曲而成为北方国家的附庸。从近现代史中出现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这段不断转换的国际资本霸权的历史链条中，不难预料，21世纪还会有新的民族国家通过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强力抵制(强力是完全必要的！)而崛起；而从苏联的解体、印尼的衰弱及拉美经济模式的失败等现象中，也不难预料，在21世纪也将会有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或衰弱，或分裂乃至消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资本外围的南方大国而言，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在这个进程中既不被全球化浪潮冲垮，又不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封闭。苏联是前一种案例，阿富汗塔利班又是后一种案例。中国正处在即将崛起前夜，当持辩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问题，以保证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