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每为严复可惜。他毕竟是“作过”《天演论》、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一代宗师；后来又为杨度可惜，他多次声称一生为了“救国”晚节似更可风。待读了《洪宪纪事诗》及有关的文献觉得他们发起和组织筹安会，陷入洪宪帝制闹剧的泥潭当中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在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些有的是时势造成的，有的是他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这位青少年时就有才子之名的名士，却非出于世代书香之门。他的祖父是个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祖父在湘军中积功升为哨官后战死，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其父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作了个小武官，后来因功升为总兵。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父亲早亡，杨度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是他在出身上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之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也不是象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对杨度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跟着王壬秋学的“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连怎么下笔都想不出的。懂新学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一名。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疑为唐才常之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
要避祸、又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跑到日本留学，当时也没有护照、签证之类，杨度去日本比他回老家湖南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个重要的契机。他是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他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他主张君主立宪，但是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