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是中西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西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哲学基础。中外哲人的政治思想大都建立于人性论这一哲学基础之上。因此，既然对中西政治思想进行比较，就有必要深入比较这两者的哲学基础。本章主要选择孔、孟、荀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庄道家与犬儒学派，韩非与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为代表进行比较阐述。限于篇幅，其他重要思想家的人性论就只好割爱了。本章不是纯粹探讨人性论，而是着重从人性论作为中西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一角度去阐述。
第一节
中国人性论
人性问题可以说是先秦哲学的核心内容。先秦诸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节主要阐述儒家、道家和法家人性论。
一、儒家人性论
探讨儒家人性论，不能不首先论及孔子，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可惜的是，孔子本人很少谈论所谓“性与天道”的问题，[1]以致连孔子的高徒子贡也感叹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在《论语》中，明确记载孔子谈论人性问题的话语只有一句，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就是这句话，竟给包括孟、荀大儒在内的后人以无尽的争议。从这句话可以知道，不管是谁，人性天生都是相近的，但会随后天的不同行为习惯而发生变化，故隐含一种人性平等、人性可塑的意味；但从这句话不能判断，人性究竟是什么、人性与善恶又存在什么关系，[2]等等。而这些问题正是孔子以后的思想家们所热中讨论的。其中，孟子与荀子可谓杰出代表。对于孟子的人性论，后人称之为“性善论”。但这种称法是否恰当，有没有曲解孟子本意，需要做重新考察与研究。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棬乎？将戕杞柳而后以为杯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告子上》）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
从这两段话可见，告子认为人性是自然的，不分什么善恶；而孟子也没有说人性就是善的。他至多只是说明人性可能为善。所谓“顺杞柳之性而以为”和“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前一个“之”作动词，意为趋向），只是表明一种可能、一种趋向。而“可能”、“趋向”并不等于现实。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
在这段话中，孟子把人性可能为善的意思表达得更为明确。首先，孟子并没有直接肯定公都子所谓“性善”的说法。[3]这是因为，所谓“性善”并不是孟子的本意，而只是公都子对孟子人性观的一种理解。那么，孟子的本意是什么呢？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所谓“乃若其情”指的就是“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这种情况，这就是人性之“情”，也就是一种“可以为善”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才是孟子所说的“乃所谓善也”，也即孟子的本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孟子认为，人性具有一种自然的趋向，就是趋向“善”。这种自然的、对善的趋向，可称之为“趋善性”。“趋善”不同于“性善”，前者表示一种自然趋向与能力；后者表示一种先验的存在。所以，如果把孟子人性论当作一种先验的“性善论”加以批判，是不符合孟子本意的。[4] 不过，如果把“性善”理解为基于“趋善”这一事实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倒是可以成立的。另外还需要说明两点：其一，“趋善性”作为一种自然能力，相对于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四端”（《公孙丑上》），“趋善性”又可以作为它的本体和根据；其二，这种“趋善性”是“天”赋予“人”的，是人人都具有的一种内在性能，因而具有平等、普遍的意义。孟子所谓“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和“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都说明了这一点。总之，“趋善性”是一种人人都具备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孟子正是以这种“趋善性”来定义人性的本质，因此，孟子的人性观可概括为“趋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