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培养上，大学无不以通识博学，具有高度教养和全面发展的通才，较为完美的人追求，以别于专门教育造就的狭窄单薄的技术专才。曾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的梅贻琦，属守儒家经典“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而予以新的解释。他认为大学教育观的核心是通才教育，给学生以“通识”和“知类通达”的学术训练，以完成化民易俗、改造社会的“新民”的使命，而“不贵乎有专技术之长”，主张学生应具有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知识，着眼于为学生通向高深而作的基本训练。他们无不重视大学在人格养成、道德塑方面的特殊重要性，曾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祯称“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也。”[3] 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4] 以优秀人物为大学人格化的象征，也可视为对大学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的一种说明。
大学的功能并非一成不变，而随时代发展不断拓展和深化，已由继存、传递和发展文化传统和高深学问、培养英才的传统职能，发展到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大学已从远社会的象牙塔而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和前沿，被视为以知识社会、教育社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大学在西方被称为世俗的“教会”，正是指大学取代教会而成为社会和社区的精神文化中心，承当为社会问题寻求对策，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道德理想，充当社会认知的裁判等特殊的功能。
◎走出象牙塔之后
大学精神的式微，是一个世界性的活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是伴随战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彰显的。以培养少数英才为使命的尖子型的大学教育不得不适应和满足大多数青年的实际需要，他们不再把心智的发展和高深学问视为首要目标，而更多地指向与职业生活相关的实用的知识和课程。企图给学生一种共同的价值准则和文化认识、作为大学教育核心的文科教育，被认为逐渐变成肤浅零乱、拚盘式的大众快餐。与此同时，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改变了传统的师生关系，那种源自苏格拉底和孔子时代的问答式、讨论式的教学，师生朝夕相处中的熏陶濡染的“人师”作用被大班集体授课和礼节性的师生关系所取代，从另一个方面削弱了大学人文教化的作用。
在中国，在学精神的式微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和路径。在新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中，大学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深刻危机，它初视为首先是一个“阵地”，而在实际的管理中，则成为行政机关的下属。五十年代初移植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明确以削减综合性大学、发展专门学校为方针，严重地削弱了文科教育，使中国高等教育呈现文理分驰、重工轻文的片面发展和结构失衡，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对大学的另一重改造是源自苏联模式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对专门化的推崇，大学教育的目标被确定为培养现成的工程师和专家，纳入分门别类培养专才的轨道，过度专门化的后果，导致专业数量剧增，专业口径狭窄。1980年，全国高校共设置1039种专业，是1953年的4.8 倍。其后果造成专门人才知识单薄、技能单一，缺乏创造性和适应性，目前我国的博士学位点仍大多是按二级甚至三级学科设置的，以至“博士不博，硕士不硕”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还造成严重的“专业不对口”和人才浪费。
当多学院、多学科的大学之“大”不复存在，“学”渐被“术”所取代，必然意味着大学的人文资源和人文精神严重流失。虽然直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事实上仍是真正英才教育- 只有极少数青年才能入学，实行激烈的竞争和严格的能力主义的标准，但在内涵上却早已世俗化了。那种高贵的人文理想逐渐为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按统一规格成批量地培养标准件的大学于是越来越象是为人垢病的“教育工厂”. 由国家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统一的培养目标、教育模式直至统一的教材，抹煞了不同类的高等院校的区别- 大学与学的区别不再那么显著和重要，和学院相比，大学只不过意味着有一段模糊的历史和一个更为漂亮的校园。在这种行政管理中，学校之间的不同个性，特色和差异最终也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