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让、妥协不行的话，就采取退避的方式来避免冲突，即所谓“惹不起躲得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舍之则藏”，“退而独善其身”。这种不参与的退避策略，几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心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其大。许多知识分子一旦不得志，一旦与统治者的目标有分歧，就弃官退隐山林，走向自然，与世隔绝。中国古代社会的隐士名流特别多，出家人特别多，和尚、尼姑特别多，佛教、道教比较发达，与这种退避策略很有关系。这种退避的取向和策略，一直影响着现代企业管理。
二、以“竞争”为工具的西方传统管理
与中国传统管理不同的是，以基督教文化作为背景的西方管理的特征主要是以避免“人与物”、“物与物”冲突为内容、以“发展”为目标、以“竞争”为工具，其目的则主要是为了求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管理者重视和关心的是最终物的产出，最终物的效益和成果。至于社会的稳定与否，他们认为那不是企业的责任，而是政府及其政治家关心的事。经济管理者关心的是经济的增长，社会财富的积累。只要经济增长了，财富积累了，就是管理者的成功。而影响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主要因素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冲突，是人、物这两种生产要素或资源的配置失衡所造成的。因此，为了求得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西方管理则主要依靠“竞争”的理念，采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的方式，充分依靠和焕发个体的智慧和力量，依靠能力主义作为激励手段。人与人在竞争中用制度、标准和法令等硬性措施来调节。这种管理采取的是一些激烈的对抗方式，人与人的关系比较紧张，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西方管理主要重视对物的管理，避免人与物、物与物的冲突，于是拼命地发明战胜自然力的工具和手段。人们注重于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几何、化学等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非常发达，纯理性思维非常活跃。从亚里土多德开始，欧几里德、达尔文、哥白尼、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以探索自然之理几乎成为传统，各种以自然为对象的运动也不断出现，诸如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其目的在于战胜自然界，从自然界中索取更多的资源，以发展生产，增长经济。因此，西方管理中，生产力因素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快，战胜自然的能力比较强。这也是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得比较快的原因。
为了适应竞争的需要，西方管理选择的行为取向或策略是主动积极的，个人主义的，抗争性很强。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惜以挑战、冒险、个人奋斗、索取和出人头地等种种激烈的方式，去达到目的。这种以人最终战胜物来避免冲突的方式，尽管经济增长了，财富积累了，生产力发展了，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以“个人功利主义”为经，以“理性市场价值”和“经济性报酬”为纬的避免冲突模式，却是以社会失衡为代价的。
三、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同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一样，它们的内容中有好有坏，有糟粕也有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历史悠久，积淀了许多优秀的成分，但同样也混杂了不少的糟粕。因此，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大量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有阻碍社会发展的成分。这样，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既要吸收和继承，古为今用，又要扬弃和更新，进行改造。尤其是在今天的经济管理中，更要利用文化的力量，对管理进行创新，建立起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体系。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较稳定地得以发展。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紧密相连的，和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文化格格不入的，和市场经济更不是天然的吻合。而从世界各地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和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西方基督教文明为什么率先跨入资本主义的门槛，最早开始市场经济的历程，日本由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因明治维新通过“欧化”和“美化”的文化改造、移植和革新，大步跨入现代化的行列，一花独放，成为亚洲惟一的工业化强国。而中国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开始缓慢地对市场经济有些模糊的认识。很显然，未经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和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早就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率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部分进行了抨击，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影响。陈独秀从政治的角度，激烈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意在主张马克思主义，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意在全盘吸收、采用美国文化，鲁迅以小说、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专门打击传统文化中的要害部位，意在唤起中国人的觉醒，医治中国人的创伤。无疑，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理和批判，意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些清理和批判，并没有全面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对现代化进程的障碍。至于亚洲“四小龙”，即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台湾地区，其现代化的速度突飞猛进，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以致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定中国儒家文化对现代化不但重要而且有益，从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没有隔膜。但仔细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韩国文化中有中国儒家文化的成分，但它和日本文化一样，一方面是在吸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扬弃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糟粕的基础上，揉和了浓烈的民族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又是在大量吸收美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文化。香港文化中既有中国文化传统，又有英国文化的大量渗入。新加坡文化和台湾文化一样，基础是儒家文化，但精神却是西方文化，具有现代化的韵味。有人说深圳经济的发展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滋养下取得的，君不知深圳既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同时也是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从整体上全面导入西方文化的理念来进行管理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