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中国知识分子走到后来这步，并非是偶然的失足，而是一种必然，一种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先天性缺陷注定的必然。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10）但在我们看来，“无恒产而有恒心”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值得自负的优点，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因为正是这点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在“皮”上的一根“毛”，试想，一个“无恒产”的社会群体能够有“恒心”吗？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且看一看战国时代非常流行的“养士”制度，不是什么都明白了吗？
所谓“养士”制度，无非是战国时代各国在政治角逐中制定的策略之一，目的是利用知识分子的“知识”致敌于死，从而夺取天下。于是各国当权者大兴“养士”之风，曾几何时，历史上那些目空一切的君主、贵族、权臣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突然间开始变着法儿地去礼贤下士，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开康庄之衢，委上卿之位，这么以来，把个知识分子刺激得空前活跃，所谓“处士横议、百家蜂起”指的就是这种场面。而知识分子们似乎也被捧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以为自己真的成了历史大舞台上不容小视的主角。可惜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不管你扮演的角色多么举足轻重，既然你是为人所“养”，那就得为人所“用”，否则你这根“毛”就无所依附，而一根没有依附的“毛”，在一个强权社会中又有什么价值呢？。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在起步之初，他的弱点就已暴露无遗，难怪二千年后的毛泽东总是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来敲打今天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他承担起理性认识这个世界的任务时，竟毅然决然地宣布“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1），放弃了对自然界的探赜索隐呢？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与强权联姻，为强权所“养”，那他就必须提供强权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科学，也不是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而是君王们需要的“帝王术”。以老子的“人君南面之术”和孔子的“德政仁治”始，直到战国时代的杨墨、孟荀、黄老、申韩等学派，尽管彼此自是相非、形同水火，但反本归宗，他们搞的无不是这套东西。其中不能说没有例外，譬如庄子就试图超越为帝王服务的政治学，就人的自由和文明的异化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批判，然而面对强权和暴力，这位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深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2），只好“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3），不得不仓皇地逃进自我封闭的精神牢笼中，苟全性命于乱世。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初登历史舞台的先秦知识分子们毕竟把我们这个古老农业的民族的文化推到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在传统和功利的双重挤压下，为我们民族今后的文化走向也造成了多方面的、难以摆脱的消极影响，其中有二点是必须提到的：
一、思维模式上的一元独断论。
孔子说：“易有太极”（14）；老子说：“道生一”（15）。一元独断论必然导致二元对立论，孔子说：“是生两仪”（16）；老子说：“一生二”（17）。儒、道两家虽然彼此相绌，但是思维模式却是一致的，先秦诸子大都尊而行之，以此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只有庄子想跳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8）的思想藩篱，却以“不谴是非”而不了了之。
正因为我们民族在思维模式上囿于一元独断论、二元对立论，于是才有历史上的“大一统”；有“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有“严华夷之辨”；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有“阶级斗争为纲”；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二、心理上的“救世主”情结。
先秦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暴师经岁，流血满野”（19）的空前大劫难，确实表现出空前的“救世”热情，问题是谁是“救世”的主体？此时此刻，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呼唤着救世主——“圣人”的出世 。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0）孔子说：“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21）孟子更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22）荀子则焦急地期待着一个“庶人隐窜，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23）的“绝对圣王”。而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则努力论证这个“绝对圣王”不是什么别人，而是一个深知“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24）的独裁君王。在这里，只有庄子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5）的呐喊。可是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英雄崇拜声浪中，他的呐喊又有谁愿意倾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