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主要是以现代化或现代性为参照系的，在后现代视域中对新儒学予以评析，应当有利于更为
完整地把握新儒学这一中国当代思潮的基本理论特质。其二，当中国文化还处在向现代转型过程
中时，西方文化已经步入了后现代时代。在西方后现代转向的比照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文
化的发展走势？这是一个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后现代视域中对作为中国现代
三大思潮之一的新儒学予以分析，有利于具体地透视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一论
题关涉面相当宏阔，限于学力和篇幅，本文所做的只是从新儒家对于现代性的基本态度与新儒学
的基本理论意旨两个方面对“后现代视域中的现代新儒学”问题试作评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指正。
一
如所周知，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转进是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的。在这
一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结晶的“现代性”首先在西方文化文化中生长发育并随之产生了世界性
的示范作用。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是以向西方学习为历史起点的，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
成熟形态与主要代表，现代新儒家在强调向西方学习、吸纳以科学民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之
优长方面，与其直接的理论对立面——西化派之间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但是，由于新儒
家鲜明地突显了民族文化精神的本位性，因而，在新儒学与产生并成熟于西方的“现代性”之间
就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状况。
明确主张学习、吸纳以科学、民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这是新儒家对待现代性的基本
态度。面对中国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直到理念
层面节节败退的历史事实，新儒家明确认肯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这一点在其开山鼻祖梁漱溟那
里就已经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在此之后，如何吸纳西方文化之优长，如何为作为现代文化之标志
性成果的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成为了新儒学的时代课题。为了
解决这一时代课题，新儒家提出了“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想纲领，力图从“仁心”或“良知本
体”中“开”出作为现代文明之代表的科学、民主。由此，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
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科学、民主在儒学
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就成为现代新儒家既保守儒家的基本精神，又使儒学与现代社会相衔接的
关键之所在，从而也内在地决定了新儒学的发展嬗变。向西方学习，完成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
的转化，成为新儒家面对现时代的基本理论态度。
但是，新儒家在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基本的型范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同时，又对现代性
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由于西方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科技理性主导之下的工业化，在这一过程
中，工具理性日呈独大之势，价值理性则趋于衰竭。由此，现代化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物质性成就，但却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全面的、真正的幸福。西方现代文化所蕴涵的内在问题，在
20世纪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在20世纪薪火相传、不断发展
的新儒家对于现代性的内在局限有着清楚的认识。对西方现代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这同样是从
梁漱溟起新儒家基本的理论态度之一。在他们看来，由于西方文化限于“科学一层论”或“理智
一层论”，以至于忘怀了理想的层面，发展出一种偏至的人性，因而西方文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
物质性成就，但“文明至极反而让非文明非理性的力量闯了进来，以至构成整个世界思想的危
机”。新儒家认为，这种危机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生意义的失落。一方面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作为西方人传统的生命意义之终极依归的
基督教价值系统已经被划入打碎、抛弃之列；另一方面则是代之而起的以知识论为中心的现代哲
学及科学又不可能为人提供终极的价值与意义。由此，正如当代基督教神学家田立克所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