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
1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关注以及特殊大众传播形式
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首先表现为有关国际关系或国际事务的报道量日益增加。在报纸尚未过渡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传播的阶段，它就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地球上每一个它所能到达的地方。当报纸过渡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以及出现杂志、广播、电视等传播工具之后，大众传播能够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的内容，诸如战争、外交、国际组织、国际贸易、人权等等，而由这些问题构成的国际关系整体也就逐渐地、完全地成为大众传播所关注和传播的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要我们接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其他各种传播工具，有关世界各地以及各种国际问题的报道与消息马上就会充斥我们的视听。
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关注程度的提高，使得大众传播自身的国际关系因素不断提高，这就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出现的专门报道、传递国际关系信息的栏目和板块，以及一些完全以报道国际信息为己任的大众传播媒体，如《外交》季刊、《参考消息》、路透社、CNN电视网等。
此外，在国家关系中对外宣传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也加强了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最初只是一般的对外宣传，后来又出现了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是更高层次的对外宣传，它是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向国际范围内的受众传播有关国际社会各种信息的传播形式、传播过程、传播结构的总和。最早的国际传播应该是那些向世界各国提供消息的国际通讯社，但最具代表性的却是后来出现的国际广播。1927年荷兰为维护其海外殖民地统治，开始向这些地方广播，开了国际传播的先河。目前，在国际广播中影响较大的有VOA(美国之音)、BBC国际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
2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包括政治领域的国际关系、经济领域的国际关系、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等等。当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之后，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也就产生了。实际上当大众传播能够出谋划策，推动国家行为，影响国际社会，并形成一股较为独立的力量后，大众传播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国际关系，最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首先是大众传播从外围影响国际关系从而使国际关系领域的大众传播色彩加重。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迟迟不介入战争，除了因为决策者受孤立主义传统束缚之外，美国许多持孤立主义态度的新闻媒介在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也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战争结束后，在签署和约以及美国是否加入国联的问题上，美国传媒再度发难，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曼等人以及他们所把持的媒介所提供的文字成为反对派责问威尔逊总统的根据，甚至成为参议院辩论时被引用的观点。按照罗纳德·斯蒂尔的说法，李普曼站在反对威尔逊的最前列，领导了这场攻势①。结果，参议院两次表决，都未能批准和约，也未能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寻求一次新的会议来规定自己在新秩序中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怪物——“凡尔塞-华盛顿体系”。
除了从外围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外，大众传播还通过某种方式直接进入决策程序，以至影响整个外交、战争等活动的进展。比如它的影响足够大以后，政府会主动地向它提出咨询，甚至把它的代理人拉进决策圈子。李普曼在这方面是值得美国大众传播界自豪和骄傲的典范。由于美国传媒的权威，也由于他本人的权威，他经常成为白宫对外政策决策会议的座上客，甚至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另外，国际关系模式已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随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关系还经常表现为一些国际组织之间或者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大众传播领域出现的若干国际组织使得大众传播领域里的这种国际关系成为现实。比如，当发展中国家的新闻组织与发达国家的新闻组织展开交流、合作、竞争和斗争时，这种关系无论从内容上讲，还是从形式上讲，既是大众传播的，也是国际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