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图”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大部分少数民族都聚居在西南边陲，单只是云南省就分布有24个少数民族，占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40％。由于西南地区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历史不同，这里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民间文献资料，发掘整理这些民族文献是我们西南地区民族院校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民族院校是高校体系中的一个分枝，这就意味着它要担负起双重的职责：一般高校的教育树人的教育职责和为民族地区培养所需人才，开发民族宝藏，为民族地区服务，加强民族建设的职责。而图书馆作为学校教育和科研的后盾，应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即在藏书体系中突出民族特色，对民族文献进行广泛的收集，在加工整理后提供给读者使用。如果没有民族文献，那民族院校的民族教育、民族研究工作从何谈起？为此，我们的图书馆都应该成为一座座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料资源宝库，并要重视加强民族文献的开发利用，把这一工作作为我们各馆的首要任务。
现代图书馆学给文献下的定义是“记录人类知识的一切载体。”可以这样认为，凡是反映和描述某一民族或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生态（民俗、哲学、宗教、法规、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等诸多内容）和自然生态的文献（包括书面文献和口碑文献），都可称之为民族文献。民族文献自身的特殊性使我们不能用理解汉文献的方式来理解，把文献看作都是用文字记载，以纸张为载体而存放。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21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而其它34个民族则只有语言。由此，民族文献的表现形式较多，大体上可列为五种，下面对这五种形式分别加以说明并对它们的收集及价值作一点论述。
1、用汉文记录的直接或间接涉及民族问题的文献。这种文献在整个民族文献中所占比例最大，而且从古到今都有。在二十四史中或多或少都记叙有古代少数民族情况的资料。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就有介绍西南少数民族的《西南夷列传》专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志、史志等，其中内容多有当地民族情况的记录。如现代学者对嘉靖《普安州志》进行考证研究，得知它大量保存了明代中叶关于贵州西部（彝族聚居地）开发史的原始资料。这对于现代考察明代的军屯问题、贵州民族关系史（如所谓的“米鲁之乱”问题）、明初的贵州文学（如杨彝的诗歌）以及贵州的地方志学史等等，都有巨大的史料价值。而今，对这些史料中关于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广泛展开，它将给民族院校图书馆开展民族文献工作提供一块新天地。对于现代用汉文书写成的民族学文献（现代人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使用汉语文字），我们可以进行二、三次文献的深加工工作，给当代民族学研究，民族地区的现代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建设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2、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这部分文献是民族文献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任何一个民族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都比外民族更为了解，所以民族文字记录的资料对于现今民族史的探讨和研究就更显出其特有的价值。21个民族文字书写的文献中，按时间可以分为古籍和新书两部分。前者主要是迄至清代为止的各历史时期用民族文字书写或刻印的典籍，如现存的东巴文（纳西族象形文字）、彝文、傣文等书写成的原始宗教和佛教经卷、唱本及神话史诗。这些是我由古代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发展和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如彝族的“哎哺啥额”或“恩布散额”（即《西南彝志》）就是一部全面记载彝族历史的古彝文书，傣族的贝叶经等。这部分文献虽有一些文化馆、图书馆及民族研究所己开始搜集（如云南民族学院图书馆对以上四种民族古文字书籍的搜集整理工作己初具规模），但大部分仍散藏在民族地区。而且由于范围广，种类多（如彝族散居在滇、黔、川、桂等省，由此而产生了六个不相同的语系分支。），通晓该文字者已多不在世，不易挖掘，加工整理工作更是困难重重，所以它们可以说是一批急待抢救的文化遗产。新书是指辛亥革命至今各民族学者研究者用自己本民族文字写成的有关民族学方面的文献资料。这类文献较多的可算是藏族。它们阐述本民族在新时期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及对未来的遐想，除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记载本民族，也有用本民族文字记载反映他民族的文献，如藏族作者吉格美·那木卡的藏文著作《蒙古喇嘛教史》。喇嘛教的中心在西藏，但从此书中可得知这一宗教的发展影响。这些文献以其独特的内容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民族院校图书馆的藏书，经图书馆的深加工，将造福于读者和各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