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daism有著一種比單純宗教更廣泛的涵義，它包涵了猶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歷史上它借著律法的約束力，一直是猶太人自我認同的基礎。但是在現代性的條件下，猶太人在個體得到解放的前景中蘊含著喪失民族特性和民族認同的危險。而歐洲的反猶主義更使猶太人面臨生存的困境。猶太復國主義試圖通過建立猶太國家而拯救猶太人的生存，但這種民族主義忽略了猶太人的精神復興。以阿哈德．哈姆（Ahad Ha-Am）和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義，在現代世界中以猶太教為基礎重新闡釋猶太精神，將猶太復國主義從單純的維護生存發展成猶太民族內在精神的要求。阿哈德．哈姆努力把猶太教鍛造成猶太民族性的基石，而馬丁．布伯更以猶太民族對於人類肩負的責任為要求，將猶太民族精神的復興，看作人類精神復興的要求。猶太的文化民族主義在維護本民族精神要求的同時，在在以全人類的命運為己任。以一個民族的整體擔當挑戰現代性的個體本位主義。
當我們面對Judaism這個詞的時候，很難將其與Christianity做嚴格的對應，Judaism固然是一種宗教，「猶太教」，一種信仰，對上帝無限敬畏的信仰。但猶太教更有自己的特點，它不像天主教那樣有嚴格的教階制度，拉比更像是一位博學的老師；它不像新教那樣 「因信稱義」，猶太教更注重律法，甚至在《塔木德》中曾有「愛律法甚於愛上帝」一說；它不像基督教那樣廣泛接納各種不同種族的信徒，成為一種普世的皈依者宗教，而是專屬於猶太民族，它的信徒都有猶太血統。猶太教除了包涵一套宗教的教義、律法和組織外，還包涵了猶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倫理道德的規範、各種行為準則以及獨特的生活方式。近代以來，有許多的猶太人不再接受作為宗教的猶太教，但始終接受一種Judaism 的規範。這似乎更像中國人所說的儒家學說。西方人總把Confucianism看成一種宗教──儒教，而中國人更以為這是一種影響中國人思維、行為、倫理、生活方式的禮教和精神。在這個意義上，Judaism也是一種民族文化和精神。所以我們將在一種更為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猶太教。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猶太教畢竟是一種一神論的宗教。它的上帝不但是猶太人的上帝，也是全人類的上帝；並且猶太人與上帝有著超乎萬民的特殊關係，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這就注定了Judaism不僅對猶太民族有擔當，更有對於整個人類的擔當。這也是猶太精神的出發點。在現代性的壓力下，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如何以Judaism來面對現代性的挑戰。這對處於現代性壓力下的許多民族都具有極大的啟示意義。
現代性與猶太人的困境
在西方思想歷史上，現代性乃是現代社會思想理念的集中體現，在本體論上以個體為本位，在價值上追求自由平等，倡導運用工具理性，淡化價值理性，在歷史上以啟蒙運\動及隨後的法國大革命為標誌。當然，現代性的思想淵源還可以追溯到更遠。現代性的社會存在基礎乃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興起，以及工業化社會的普及。
在現代性帶來的諸種後果中，以個體主義的影響最為深厚。如果說在古希臘，個體只有在城邦中才能獲得意義和價值的話，那麼，在近代，特別是通過近代的社會契約論傳統，個體在理論上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社會生活的一切架構都可以還原為自然的個體。人們不再受到超越於個體之上的神聖秩序的羈絆，個體有權利為自己選擇生活方式，這被奉為最高價值。個體的尊崇把人們從古老的傳統中解脫出來，獲得了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整個現代社會就是由此而建立起來的。基督教通過宗教改革，以個人的 「因信稱義」，完成了其與現代社會的匹配。
但是現代性帶來的進步卻給猶太人造成了極大的困惑。自聖殿第二次被毀之後，猶太人開始了大流散的生活，其在歐洲的聚集區被當地的統治者改造成隔都（Ghetto），四周砌起高墻，猶太人封閉於此，受到集體隔離；外出的話則必須佩戴 「恥辱記號」 以區別於一般的歐洲人。「隔都」 是猶太人遭受迫害的標誌。但是，猶太人在聚集地也建立了自己的自治組織，以保護猶太人抵禦外來的迫害。就外在方面而言，這樣強烈的敵視環境，使猶太人時時區別於其他人；就內在方面來說，猶太教的律法也使猶太民族免於被同化。在這種內外的限制中，猶太人加強了自身的向心力和認同感。在這種認同感中，猶太教起著核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