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试图突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学科相互隔离、研究现实问题知识结构单一的普遍局限性，综合运用农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财政学、政治学、法学、宪法学、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史学等多种学科，着眼古今，放眼世界，从更宽广的视野上和更宏观的层次上深入探析农民负担问题，指出当前对农民负担问题认识的误区，分析了农民负担的主要人为因素，提出了关键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负担 人为因素 宪法权利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更是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大国，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当前，农民问题的焦点是农民负担问题，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是国家与农民的权力划分问题，也就是农民宪法权利的保障问题。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和朝代更替，都是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恶性互动的结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关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关乎社会主义新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农民负担问题，只是农民负担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则是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本文认为，农民负担是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劳务和压力的总和。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民负担从其范围大小来说，可分为广义负担和狭义负担，广义负担是指农民所承担的所有税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留统筹及各种集资摊派等，狭义负担是指农民所承担的除税收以外的所有负担；从其合法性来说，可分为法定负担和非法定负担，法定负担是指农民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承担的税收、村提留乡统筹、劳务（义务工、积累工）及其他社会性负担，非法定负担是指农民承担的由一些单位和部门非法出台而又违反农民意愿的乱收集、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负担；从其透明度来说，可分为显性负担和隐性负担，显性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有关方面直接支付的负担，如税收、提留统筹费等，隐性负担是指农民承担的由不合理的价格转嫁而来的负担，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农民负担从性质上来说，还可分为经济负担、精神负担、心理负担、安全负担等。
笔者在长期的基层工作和调研中发现，作为县乡镇基层政权，他们理解和关心的农民负担仅限于“五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乱加码）上，至于剪刀差也好，农业税收也好，三提五统也好，教育集资也好，都是国家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征收项目，他们没有随意更改的权力，只有照收不误的义务，因而基层政权把“减负”工作仅仅局限在制止“五乱”上却也无可厚非（至于制止“五乱”的实际效果如何则又另当别论）。但作为国家宏观决策层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必须着眼于全局进行通盘考虑，学术理论界应该从更广阔的宏观层面进行考察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农民问题的真正解决。笔者就是基于上述认识来探讨农民负担问题。
一、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农民负担问题在一片“减负”声中却愈演愈烈,涉农恶性案件频频发生,群体性事件彼伏此起,农民上访大军浩浩荡荡，党群干群关系严重恶化。综观十多年来的“减负”努力，呈现出“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作为底层的农民群众，“减负”愿望十分强烈；作为高层的中央政权，“减负”态度十分坚决；而作为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县乡村三级却“态度暖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依然“我行我素”，其结果就是农民负担“久减不轻”。多年来，学术理论界迟迟研究不出理想可行的科研成果，决策参谋部门迟迟设计不出科学完整的“减负”方案，最高决策层又迟迟出台不了切实有效的“减负”措施。而身处最底层的农民却一日又一日地忍受着沉重的负担，他们热切渴望尽快甩掉身上的沉重包袱。笔者深感全社会应该特别增强“减负”的紧迫感，农民负担问题不能再这样一年又一年地拖下去。农民负担问题迟迟得不到切实有效的解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认识、理论、政策和制度设计大大落后于实践，应变能力和纠错机制十分缺乏。可以说，减轻农民负担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解放农民的“战争”，如何尽快打赢这场“战争”，无疑是对当代中国人政治理论智慧和制度创新勇气的最大考验。 长期以来人们对农民负担问题认识过于片面，不澄清这些片面认识，就不利于真正减轻农民负担。这些似是而非的片面认识主要有五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