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和意义和演化进行深入分析之后，会发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复杂而又内容非常庞杂。所以，我就把这个视点进一步缩小，放在洋务运动中的一个具体的思想认识上－－－这就是“中体西用”问题。
从一个思想的观念或是说从当时的一种思想认识到成为一项伟大的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在今天回顾起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作为分析一种思想潮流入手，对洋务运动能有一番新的感触，并能有自己的见解，就是我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与国情专业两年学习的一次汇报。
１、历史背景和发端：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得，所以说，要认识近代社会那就必须同古代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之不同中才能找到近代社会的特点。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为中体西用，它是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它最初是由冯桂芬于19世纪60年代初在《校玢庐抗议》一书中揭橥的。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之后，洋务派官僚和理论家们特别是后者又对这一思想加以解释，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如 王韬就说：“形而上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西人也，以器胜。”“器胜去诸西国，到则备当自躬。”薛福成则说，“取西人器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成为流行一时的中体西用的滥殇。此外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也分别提出一些建议，要求清政府改革中国的内政外交。总税务司赫德于1865年撰写了《局外旁观论》，英国署理驻华威妥玛与1866年撰写了《新政论略》，提交给总理衙门。他们指出中国存在的各种弊端，建议清政府主动进行改革、兴利除弊、学习西方，建设铁路、电报和近代工矿企业，改革金融和邮政等。
按照当时洋务派的主流观念的认识，所谓的“中体西用”，简单说来就是要以中国的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以“伦常名教”作为思想基础，以向西方学习技艺为主，而对于封建君主的专制制度是不可动摇和变更的。最初，洋务派是于西学的认识仅仅是局限于西方的军事技术。在这一时期的引进西学，主要是洋务派借法自强活动从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建立军事工业开始。
进入19世纪70年代，逐渐认识到向西方习的不仅是军事技术，在其后面是西方的强大的经经势力作为后盾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后，洋务派就是由此“求强”的军事工业，而发展到“求富”的民用工业，对西学的翻译也从介绍军事技术领域扩展到自然科学的以及史地、政治、教育、商务等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进入80年代之后，有些人还萌生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这是在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主要的过程。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西学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它在洋务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的、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是起着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
实事证明，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起了积极作用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兴的文化观念体系。而这也恰恰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一种既符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观年的时代命题，已经提上了中国近代发展的日程。
在我们对中国的近代史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对中国百年历史的屈辱以及所伴随的文化现象，也应该用同样的耐心来进行梳理，就像我们现在对中国的改革思想历程进行回顾的时候，落后要挨打这是邓小平同志用简洁的语言表达的，却也是表达了一个具有思想史方面的话题。中国是如何落户的，如何在当时面对自己落后。翻开开那段现在并不尘封的历史，寻找到新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当代经济改革的一些做法有其是在思想解放中的历程，就会发现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关键是解放思想。对于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小平同志作出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所以即使在现在我们来对待“中体西用”问题，进行分析时对发生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好象依然在争论，而有的问题即使是已经证明了的，我们现在依然还要不便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