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在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世界就是在向开放迈进，帝国主义使用了洋枪舰炮迫使中国的国门开放，使得中国历经了丧权辱国的羞辱，而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则是我们自觉地吸纳外国的资金、技术来建设中国的小康社会，这是本质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而且作为开放过程中的文化和思想的交流，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通过已经走过的历史来面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这道文化景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现代化从器物层－－制度层－－思想文化层的不断深化，同时也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完成这种深化的认识。
所以在一开始对中国的洋务运动进行了解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许多学者对于设计到洋务运动中属于要解决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在当时的洋务用早在中国出现之前，其实已经有不少的人，在着手对这一问题进行舆论宣传方面的准备，那就是在中国讲求洋运动务，这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洋务运动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而这一点，在我们中国对已经过去的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回顾时，会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同样的问题。
2、洋务运动中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
对于中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在19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已经感到了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到世界以及中国的影响，自然这种感觉是通过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中感到的，西方各国在继续趁西方工业革命的势头发展，我们的近邻日本对近代化的热情显然大大超出了中国，我们已经感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已经不能再继续保持自己惯用的模式来管理这个国家了。有为之士看到了在西方列强的对世界的征服欲望中感到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是对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统治的根基的动摇，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外力，而且在早年接触了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已经感到了西方的技术革命，对于这个缓慢变化－－甚至是变化很少的天朝之国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漫长的封建帝国，束缚人性的儒家理教，农耕社会自给自足，在世界近代化潮流中已经落伍于这个时代了。
其实，对于所谓的“中体西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是因为祖宗之制，不容更改的问题，而是说西方的文化，是否能够给这个显然已经落后于世界的东方古老的帝国，带来新的生计和活力，统治者本身其实是不愿意使得自己统治的天朝，就是这样的衰败下去，所以期望用西方的“奇技淫巧”、或是军事工业、或是经济的发展能够为这个帝国提供改变自己衰败形象的一剂良方。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发展的历史大国，尤其是有着卓越而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来说，这是从西方引进文明成果的大举动，无疑是要引起文化观念上的巨大震撼和猛烈冲击。
作为洋务运动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洋务运动在一开始就表现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历史走向的不同观念出发，出现分歧的不可避免性和冲突矛盾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谓的“中体西用”的倡导者，在引进之初，并没有给予明确的阐述，笼统的说，就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的“伦常名教”为核心，其具体的体现，则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那些提倡者看来这时不可改变和动摇的。而所谓的西学，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是在不断加深的，也是在中国这个封建的巨大身躯，越来越不能经受住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觉醒的。
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所谓的“中体西用”这是不能跨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洋务运动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我感到史学届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关注，就说明了它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3、认识“中体西用”的双重作用及其缺陷
所谓的中体西用，在当时提出的时候，就有关于“中学源头论”这样的说法，而这些不过用来掩饰中国人的那种崇古和自感优势的心理罢了，而洋务运动注定要不能挽救大清颓势的，也正好是和这种愿望相反的。那就是在不改变现行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仅仅是依靠技术类型的改革为基本的思想的，自然其目的也是为了求富，但是在一个不能改变封建政治制度作为前提，只是看到人家表面的先进，就技术学习其外在的先进技术，而力求“求富”的想法。仍然用封建专制制度来统治这个天朝大国，显然是不能真正找到“强国求富”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