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经过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较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总体而言，证人出庭率仍很低，证人出庭难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例如，有的律师说：据其所接触的刑事案件，作过粗略统计，在刑事案件中，90%以上的有证人证言，其中有50%的案件主要靠证人证言定案。但刑事案件证人到庭陈述，并经当庭质证的案件不10%.[1]据调查，“全国三大诉讼中90%的案件证人是不出庭的，只是宣读证人证言。
比如上海，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5%左右“。[2]再如，根据某少数民族自治区自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至2003年6月以来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统计，该地区15个中级人民法院及辖区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平均为3%，其中出庭率最高的达到6%，而其他中院证人出庭率均达不到3%，低的连1%都不到。[3]笔者本人也是一名法官。笔者曾对自己所承办的刑事案件（主要是自诉），作过粗略统计，证人出庭率不足2%，且出庭证人多与自诉人或被告人系亲属关系或朋友关系。可见，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相当严重。证人不出庭的直接结果就是证人的庭前陈述在庭审中大量直接使用，使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法官也难以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证人不出庭的又一后果，就是法官不得不再次依赖于庭下阅卷，庭前审仅仅是变成了庭后审而已，新的”庭审走过场“现象出于意料地出现了。[4]不仅如此，它还严重影响了司法权的正常运作，导致了直接原则、言词原则等诉讼原则无法落实，最终严重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
二、我国证人不出庭作证之原因分析
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证人自身原因
1、传统观念影响证人出庭作证。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丘提倡仁者“爱人”，要求“克已复礼”，重“人治”、轻“法治”，崇尚“无讼”。他的法律思想，经过战国时期孟轲、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等儒家人物的继承、发展和改造，最终变成了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5]时至今日，它还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言行。因此导致证人缺乏出庭作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现代法治理念的缺乏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虽然我国已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但广大民众法律意识仍比较淡薄，普遍缺乏崇尚法治、法律至上的思想，且多数民众都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观念，既使自己亲眼目睹整个案情，也往往瞻前顾后，或闪烁其辞，或谎称不知，更不愿当被告人面去当庭作证。
3、证人保障机制的欠缺导致证人不敢出庭作证。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由于缺乏完善的证人权利保障机制，现行规定又侧重于事后的救济，预防功能较差，不能为证人提供有效的同步保护，因此导致证人不愿冒险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因作证而受到打击和报复的现象屡见不鲜，又由于司法机关查处不及时或处理结果偏轻，因此严重挫伤证人作证的积极性，也使其他证人更加不敢出庭作证。
4、经济补偿的空缺影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要遭受精神压力，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这就要求要给予证人一定的经济补偿。但由于我国缺乏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导致一些本愿作证的证人出于对经济损失的顾忌而不愿出庭作证，同时也使一些本不愿出庭作证的证人寻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5、客观条件限制证人出庭作证。有些证人由于具有特定的职业和特殊的岗位，导致其客观上没有时间出庭作证。如侦查人员对于自己参与的勘验、搜查、扣押等诉讼活动的合法性可出庭作证。但由于其自身公务繁忙，经常外出办案，加之工作时间不稳定，导致其客观上无时间就众多刑事案件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