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刻意分隔而急速发展之经济与跛行的政治社会领域，这两者间的矛盾正在现代的中国逐渐表面化，而两者间冲突的裂隙早晚将导致中国现有制度的解体。亦即，此种认知正广为流传。特别是第二次天安门事件（１９８９年）以后，「对民主化／人权的压制」、「迟缓的政治改革」等形容词即成为传播媒体谈到现代中国时的“惯用语”。
然而，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中，藉由实施被称为「基层选举」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即村长）选举制度，农村地区正以远超过一般理解的速率，进展着制度性的“民主化”。在中国民政部的协助下，我与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天儿慧教授，于１９９６年８～９月进入四川成都、重庆郊外的农村，进行有关当地农村选举的制度整备状况，及其实际运用实态之现场调查之后，使笔者逐渐朦胧地浮现出如下的印象。
现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令人刮目相看。因为在市场化的进展之下，中国农村的农民逐渐“觉醒”。根据这次的短期调查发现：秘密投票、无记名投票的投票制度比我们预想的更为落实。即使在选举实施的过程中，也很难找出权力单位直接介入的痕迹，虽然是在同样的规定制度下，但是此项选举与几乎处于机能不全状态的都市住民自治组织（即都市的居民委员会主任）选举大相径庭。首先必须接受的是，农村民主化的制度性进展，已达到一个远超过上述一般人理解的水准。
然而，此项制度终究过于浮面，在农村住民的选举行动背后，传统家族．宗族意识或「利害」关系所凝固的党的政治意图等，反而反映出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北京中央政府仅在农村认可此种「沉静的民主化」究竟有何意图？是因为有自信能控制农民？还是试图「疏解」包括都市部在内的不满？原本在广大的中国即有都市．农村二元性构造的显著地域性偏差。在此种情况下，此种基层选举制度能延伸至何种程度？究竟此种进展对广域的中国社会将造成何种影响？
若依照此种问题意识，则包括都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在内总称为「基层选举」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其制度性整备的情况和实际的运用实态，即能显示转型期中国的住民自治现状，且直接呈现其酝酿的问题。此点对开发中国家——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是提供能测试其现实进展的绝佳资料。
因此，本报告系在理解调查对象地域的个别性和局限性的前提下，用以概观全国的总体情况，而于其间切入此次的调查结果（注１）。此外，在比较都市居民委员会的情况之后，笔者亦尝试简单地掌握其全盘的意义。
村民委员会成立的历史
首先，笔者在此略述做为选举对象的村民委员会之成立经纬。
一九八二年宪法第１１１条规定「居住地域设立各自的居民委员会及村民委员会，是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此条所规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若包含其萌芽阶段在内，大致可区分为三个时期。
萌芽阶段（１９８０～８５年）
依中国民政部资料记载，为因应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展的新情势，在广西等地区「自发性地形成」农村中的自治组织（注２）。在由集团农业解体为个体农户的过程中，各农民间基于必要的自我防卫，于是「自然发生」自治组织。但是，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撤销，政府方面基于行政考量，为防止从前在生产队、生产大队在转型为农工商联合公司等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因旧有「政社合一」制度的解体而形成行政空间的“真空化”，从而有此种制度的产生。
８２年宪法规定此种村民委员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是中国宪法史上的一大创举。根据这条规定，各地逐渐试办村民委员会。其后，根据『政社分离与乡政府设立通知』（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颁布），更进一步将此种动作扩展至全国，至８５年２月时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总数已上升至９４万８６２８个。但是，此阶段的村民委员会是以人民的调停活动、维持治安或公共卫生活动等为主要的活动内容，其组织制度亦无任何规范，故可说是处于农民考量现实的自我防卫优先于制度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