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中国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开始在乡村引发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离婚率急剧增加，2000多万“留守”少年儿童，以及难以计数的空巢老人。这场史无前例的家庭危机不仅意味着传统小农家庭的断裂崩离，也从根底上加速了农村社会的解体。鉴于造成危机的深层动力主要源自中国独特的城乡分割体系和大城市推进战略，也就促使我们重新面对“离土不离乡”这一重大的学术和政策课题。
关键词：农民流动，农村家庭，农村社会解体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民/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进城就一直是倍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研究的范围触及较广，但从切入视角来看，似乎大都具有城市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倾向，而很少从“农村社会”的角度进行考察。（1）即便90代后期农村劳动力输出（“打工经济”）开始被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而由地方政府大力推进，学术界依然缺少反向的思考：农民的大量外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了抑或恶化了“三农问题”？实际上，即使在那些具有社会情怀而较多关注进城农民生存状态的学者们的视野里，进城农民背后的乡村也同样被彷徨于城市的“农民工”的身影所遮蔽。
造成上述倾向的原因可能不完全在于身居大城市的研究者们缺少乡村意识。农民外出之于乡村社会的真正后果似乎有一个蓄积和展露的过程，而在彻底地呈现之前，可能的确不容易发现。但是当外出农民的数量在新世纪突破了1亿人规模（2），以至许多村庄达到“能走的都走了”的状态之后，乡土中国因农民外出发生的超经济变动乃至许多“不祥”的事件，开始通过新闻媒体和来自基层的调查报告不断而又分散地呈现出来。本文的任务在于，通过对这些分散资料的甄别利用，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农民流动的非经济意义，重点分析它在提高了农民收入、从而有助于应付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支出压力的同时，如何对数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小农家庭造成剧烈的冲击，从基础结构层面颠覆着乡村社会，导致乡土中国走向解体。
一，农民流动与“中国式离婚”
1，上升的离婚率和庞大的离婚人群
中国农村的离婚率（3）与其整体的离婚率一样，自1980年代以来长期保持升高的趋势。（4）不过，它只是在近两年才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而引起惊异。那些通常出自新闻工作者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涉及多数地区的报告显示，在广大的农村，“离婚”正在成为真正的社会问题。
东部的江苏省有三个县级市和一个地级市报告了当地的农村离婚状况。在苏南的金坛这个54万人口的县级市，法院受理的农村离婚案件在2004年l-6月即达251件，比2003年同期增加37%，而此前的三年中每年增加也都在20%以上。在苏中的宝应，从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全县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共办案1707件，其中离婚1366件，超过80%.“宝应县农村青壮年人口前几年的离婚率不到5%（作者注：当为离婚—结婚比），目前已超过30%”，在60%的劳动力都已外出务工经商的氾水镇，同期的离婚—结婚比已超过40%，几乎是县城的两倍。同属苏中的东台，2005年第一季度该市法院所收农村离婚达150余件，比上年同期上升25%.在苏北的宿迁，市县两级法院2004年1-2月份共受理离婚案件1495件，同比上升23%，“有些乡镇离婚案件成倍增加，如沭阳县华冲法庭，当年头两个月已受理案件221件，其中离婚163件，占74%，相当于2003年全年受理离婚案件数。”（5）
中部地区的安徽与河南也有多项报告。在有25万多农民外出的农业大县怀远，县法院近年受理的离婚案逐年增加，2003年为648件，2004年1-9月达557件，其中农村离婚案均占到85%左右。“从2004年1月19日至2月9日的21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达120人，2月9日一天受理31件，创下该院的历史记录”。在河南省，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豫东商丘农村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了当地的城镇，而豫南泌阳县法院的统计显示，全县2001-2004年农村离婚案件分别比上年增加18%、5%、13%和4%，农村离婚案件在总离婚案件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2002—2004年分别为49.7%、63%和6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