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界一度大谈特谈学科危机和学科反思。当时我曾写文章凑过热闹,从现代性批判与学科重建之间的关联提出了自己的粗浅看法,认为应当把学科话语与社会话语以及政治话语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比较文学学科重建寻找一条新的出路①。相隔不到十年,危机意识却从比较文学这样的新兴交叉学科渗透到了文艺学这样的“老牌”学科当中。可以说,对文艺学进行学科反思,进而在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学科重建,是摆在每一位文艺学学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我们欣喜地看到,文艺学学科反思正在逐步展开,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反思一般所采取的视角依然拘泥于文艺学学科自身。换言之,文艺学学科反思所采取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内在视角,而忽视了外在视角的重要性。所谓外在视角,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立场:把学科危机与社会危机、政治转型紧密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具体而言,就是我们应当把文艺学当作一种现代性话语,从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角度寻找到一条克服文艺学学科危机的途径,并由此对文艺学学科加以重建。
本文试图从这样一种外在视角出发,引入“认同话语”,对文艺学学科加以反思。所谓“认同话语”,是近年来承认政治的一个核心范畴,它关注的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对于他(他们)是谁以及他(他们)作为个体(共同体)的本质理解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追问的是: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文艺学对于建立我们的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也就是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究竟还能不能有所作为?如果还能有所作为,又该如何作为?
一
从外在视角出发反思文艺学,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证明文艺学作为学科制度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换言之,我们必须从现代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明确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而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现代性话语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和外在关联。
就当代文艺学学科历史而言,我们一般都把它追溯到前苏联,认为中国的文艺学学科是前苏联学科制度的直接翻版。这样认为,倒也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但意识形态色彩未免太浓。或者说,这种观点仅仅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追溯中国文艺学学科的起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艺学学科内部的发展路径。为此,我们需要强调一点:文艺学首先是一种学科话语,是以现代社会分化为前提的学术分化的产物,其次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宽泛地说,文艺学作为一种学科话语,应当是精神科学(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对文艺学历史的反思,首先应当从精神科学的历史着眼。
关于精神科学的起源和自我理解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按照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的理解,所谓精神科学,应当涵盖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精神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对自然科学的反动和纠补。换言之,精神科学的形成也好,自我理解也好,都离不开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③。因此,正如以华勒斯坦为首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所指出的:
在整个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各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精神科学),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然后是对于形式艺术的研究。④
值得注意的是,华勒斯坦他们在明确了精神科学的历史定位之后,随即强调其“研究主题”和“学科名称”也是在19世纪提出来的。按照他们的理解,精神科学的研究主题一共有六个,并相应形成了六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后来的东方学。
问题出现了:我们在华勒斯坦他们提供的学科分类中似乎找不到文艺学的影子。其实不然,认真阅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华勒斯坦他们曾补充交代说文艺学的兴起另有源头。在他们看来,文艺学实际上是东方学逐步演进的结果。他们认为,随着东方学的不断制度化,出现了一门在英语世界被称为古典学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欧洲自身的古代,另一个则是不同于现代欧洲的其他各种文明。而且,这种古典学首先是一种文学理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