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毛泽东，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 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 。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