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中宣部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 ，......（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毛泽东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毛泽东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发布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毛泽东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