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李大钊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 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