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在政治生活中，生命才有意义。宪政作为一种法治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为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提供了合法性的制度保障。为什么宪政与个人的自由、权利有如此的关系，这就涉及一个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宪政来说都至关重要的问题――正义。从价值维度看，为什么要维护个人的自由，为什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为什么要确立三权分立的原则，为什么要实行自由民主，为什么要保障人权等等，都与正义密切相关。因此，正义是更高一个形态的范畴，它关系着人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古往今来，历代政治家都把正义问题作为社会政治的一个根基，都把法律建立在正义性的基础之上。例如，对西方法律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罗马法就把正义视为立法的基础，在第一卷首篇便明文昭示：“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1。确立宪政政治的关键文献――美国1787年颁布的《联邦宪法》开篇也把“树立正义”视为建国之本。
宪政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法治政治，它以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为根基，并通过在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领域的分权制衡，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宪政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保障个人的合法权利和基本自由，二是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一般说来，正义之于宪政首先是一种形式诉求，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大多从形式方面论证宪政的正义意义，这种正义论可以说是形式正义，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当程序、民主选举、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等原则，首先都体现着宪政的形式正义性[1]。
在本文中，我们所关注的并非上述的形式正义，而是宪政的实质正义。虽说对于人类社会政治中的实质正义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分析法学、实证法学等派别对此大多持否定的态度，在它们看来，如果政治和法律领域有所谓正义，那也只是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除此之外的实质性正义，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与政治和法律并不搭界，属于道德和宗教的领域。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把实质正义排除出政治和法律之外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他的社会政治生活具有人性的内涵，并不是非要把正义牵扯到人身上，而是人从一开始就具有着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邪恶等实质性内容，它们不但贯穿于人的道德生活之中，而且同样贯穿人的政治和法律等生活之中，因此，政治正义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内容，甚至它比物质生活、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更为根本，是这些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想一下，一个连人的基本的生命安全、私有财产、言论自由等个人权利都无法保障的社会，又如何能够保证人们实现物质利益、追求道德理想呢？由此可见，政治正义是其它社会生活的内在前提。
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看，一切政治关系，一切体现在政治中的法权关系都是具有价值性的，具体一点说，人作为政治动物以何种方式组成社会，这个社会又是如何建构他的政体，其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部门的运作遵循着怎样的原则等等，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一种根本性的价值内涵。在我们看来，政治正义在实质上展现为三个维度：第一，个人自由维度，这个维度关涉的是每一个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生命，他的生命、自由、幸福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实现；第二，人类群体性的历史维度，这个维度关涉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化的存在，在历史的进化中所展示的价值性意义；第三，超验价值维度，它关涉着上述两个维度的超验性渊源，为它们的正当性提供终极的价值支撑。从实质正义看，第一个维度是个人正义，个人正义是政治正义的关键，也是宪政正义的核心，在它身上实质性地体现了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归宿，一切政治的正义只有落实为个人的正义，才是最为根本的和真实的。第二个维度是人类正义，由于人类作为一种集合性概念自身并没有多少实质的内容，它总是在历史中展开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人类正义与历史正义叠合为一，在本文中我们不再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使用，总之，它们指的是与个人相对的一种集体性的价值。第三个维度是超验正义，它指向的是政治正义的神学之维，在我们看来，为什么人类正义要在历史中逐步地、“弱势地”实现，为什么个人正义在人类政治中具有优先性的地位等，这些都只能在超验之维找到它们的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