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分析
(一)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
市场的行政化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显著特点。我国的资本市场从发展之初就被纳入了行政化的轨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行政化的色彩越来越浓烈。市场上融资的私募机制不健全且渠道狭窄，公募行为则完全纳入了行政审批的范围。从世界范围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公司进入市场融资的行为从最初的特许主义(经过国王或国会的特别许可)，发展到后来的核准主义(由国家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再发展到后来的准则主义(符合准则要求的公司到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备案登记)，一直到现在，大部分国家已发展成为严格准则主义：一方面提高公司的设立基准，一方面进行严格的检查监督。这样，就使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从权利与义务的倾斜状态逐步发展到对称状态，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这一市场经济最本质的要求。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原则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政府通过行政机制和行政手段，对股票发行、上市和流通进行全程的行政干预，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资本机制和市场机制。
在资本市场上，政府最基本的责任是维护市场的秩序，确保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政府以立法、执法者的身份介入市场，决不等同于可以随意干预市场。政府随意干预市场，使市场陡然增加了不确定性，也就是额外增加了市场的风险性，这对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是不利的。
固然，在股票市场建立初期，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的参与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政府包办过多的市场事务，则将不利于股票投资人风险意识的培养。
政府在股市中扮演的角度和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它既是股市的监管者，又是上市公司的审批者，而股市中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这无疑又表明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还是股市的参与者。政府在股市中既吹“哨子”又“打球”，把股市搞得毫无规矩可言。
政府一贯把股市作为救助国有企业的工具，规定优先让国有企业上市，甚至还规定了一家上市公司应当“兼并”一家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这很明显是把股市作为一种“扶贫”的手段。由于上市额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国有企业筹资的政策手段，所以企业上市不是一种市场行为，而是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为，于是在股市上充斥着许许多多低效益的国有企业。
(二)资本市场的结构缺陷与功能扭曲
——关于资本市场的结构缺陷问题
在总体设计上，我国的资本市场只有现货市场，即股票、债券等的现货交易，缺乏期货期权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在现实中这种单方向的结构设计存在明显的弊端，使我国资本市场上只有做多机制而不具备做空机制，不具备期货期权市场中特有的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这就大大抵销了资本市场本身所固有的优点和优势。至于目前人们在市场上所讲的“空头”和“空方”，实际上还是多方的退出或者至多说的是“多”翻“空”，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空头”和“空方”在内涵和作用上都相距甚远。
——关于资本市场的功能和定位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最主要与最核心的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通过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来形成市场价格，并通过市场价格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流向、流速和流程，从而完成资源优化和合理组合的配置过程。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被打上了行政化的印记，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机制与创新机制或者不健全，或者被扭曲，特别是在失去了市场的自我协调与自我选择机制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掣肘因素就会大于协调因素，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不但很难建立起来，就是建立了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于“为国企筹资”，即股市的存在，就是为“国有企业增资减债、解决国企经营和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提供筹资渠道。这种“功能错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一大批效益不好、业绩差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下，被“包装”上市，而这些原本不合格的“上市公司”由于无法产生盈利或盈利偏低，其股票大多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者只能在股市追涨杀跌中进行短期投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