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证上看，所得税与消费税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争议较大。1992年，Bankman和Griffith认为，消费税与所得税之间的差异较小，因此，基于消费税管理简便的优点，应以消费税取代所得税。David Weisbach也认为，消费税与所得税之间基本上没有差异，因此，没有必要再争论两种税之间是否存在差别，也不要再探讨关于两种税的税收负担的分配以及与此有关的深奥难懂的哲学问题，我们只需基于消费税管理简便的优点而以消费税取代所得税就可以了。Bankman、Griffith和David Weisbach的上述观点都是基于所得税只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而由于历史上无风险收益率一直较低（约仅为0.5%），所以所得税与消费税的差异实际上是很小的。与此相反，Reuven S.Avi-Yonah和Reed Shuldiner认为，Bankman和Griffith设定的历史上的无风险收益率太低，他们仅采用1945-1972年期间的无风险收益率，而1972-1999年期间的无风险收益率为1.5%，1802-1997年期间的无风险收益率更高达2.9%.而且，与资本无风险收益率相关的条件是相当重要的。1972-1999年期间的10年期的无风险收益率更高达3.3%.因此，Reuven S.Avi-Yonah和Reed Shuldiner认为，即使基于Domar-Musgrave模型，所得税与消费税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Domar-Musgrave模型，Reuven S.Avi-Yonah和Reed Shuldiner也提出了质疑。首先，在实际的投资而不是赌博中，增加投资是有额外成本的，包括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任何人都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到足够的钱。其次，个人的行为并不像Domar-Musgrave假设的那样富有完全理性。实证研究表明，富人对税收的敏感性非常低。Joel Slemrod认为，富人的避税行为要么不重要，要么比预料的要低。影响个人行为的因素很多，税收仅是其中一个而已。最后，实际所得税的亏损弥补并不是理想中的Haig-Simons所得税那样。基于上述理由，Reuven S.Avi-Yonah认为，我们应到实际数据中去寻找答案，看看现行所得税是否实际上实现了对富人征税，这比起从理论上去无休止地争论Domar-Musgrave模型要有意义得多。如果实际数据说明所得税可以实现对富人征税而消费税不能，答案就不辨自明了。那么实际数据又如何呢？ RcuvenS.Avi-Yonah认为，实际数据的确表明现行所得税实现了对富人征税。
笔者认为，从实际情况上看，所得税可以实现对资本的风险收益征税。这是因为打赌理论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第一，由于受到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的限制，投资额不能在零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任意增加；第二，投资规模增加1倍，收益率不一定保持不变；第三，投资规模的增加还受到资金的来源、投资项目的差异等许多因素的限制；第四，亏损弥补的税收限制条件有时并不能完全满足；第五，税收对投资的作用有限，投资者考虑的主要是投资收益率的高低。所以，现实中的所得税可以实现对资本的风险收益征税。美国的实证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而预付消费税由于不对资本收益征税，后付消费税也不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在劳动所得未被完全消费掉的情况下，后付消费税还不能对未消费掉的那部分劳动所得征税。所以，从现实看，所得税是可以实现对资本所得征税的，比消费税对资本的征税重，所得税的累进性更强，更加有利于公平的实现。
三、消费税能否实现累进和公平
消费税能否实现累进性和公平，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消费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性，以消费为税基必然导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导致不公平。持这种观点的入主张实行所得税制。另一种观点认为，正确设计的消费税可以做到与所得税一样实现累进性，特别是由于后付消费税不仅可以对劳动所得而且还可以对资本的超额收益和消费掉的原有资本和资本所得征税，所以按照累进税率设计的后付消费税可以实现累进性和公平性。关键的问题有以下四个：
1.富人所得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占多大的比例。首先，我们要定义富人的标准是什么。其次，在定义出富人的范围之后，就要看看富人在其有生之年将其财富或收入的多大比例用于消费。从单个人来观察，一个富人特别是超级富豪正常情况下不会将全部财产或所得消费掉：从社会整体来看，整个国民收入中消费都只占一部分的比例。因此，可以认为，国民收入中未消费的部分是一直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