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上给陈独秀影响的还有嗣父周围的画家圈。“除后来成为山水名家和篆刻名家的萧逊（谦中）、潘勖等弟子外，陈、姜两家在晚近之时还结为秦晋。陈衍庶二侄女（陈独秀的二姐）嫁姜颖生之侄姜超甫，作为陈独秀姐夫的姜超甫同样是位有声一隅的画家。”③此外，教陈独秀读书的胞兄陈庆元也得陈衍庶亲传而善丹青。当然，他们都是继承家学，受授“王画”衣钵的。可以说，在青少年时，陈独秀生活在画家的圈子里，甚至是生活在“四王”的画风中，惯见嗣父等人染翰挥毫，又常常家中所藏历代书画，朝夕濡染，陈独秀对文人画（尤其是“四王”之画）乃至整部画史轮廓有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比较深刻的理性审思。
虽然陈独秀颇有条件成为画家，但他倔牛犟顽强，富有叛逆精神的性格却使他走向了关心国事，积极参与救国的道路。早年陈独秀读经背书时以倔强的沉默对抗嗜吸鸦片的祖父的棒打，青年陈独秀受康梁维新派的影响，痛感国家贫弱以救国为志向，由于维新运动的失败而转向从事革命活动；思想日新月异的陈独秀逐渐不满封建家长包办的婚姻而与原配高晓岚（没有文化、墨守成规）的同父异母妹，曾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新颖的高君曼同居；这一切使被认为大逆不道而一意孤行的陈独秀与作为封建家长的嗣父逐渐水火不容，几近决裂，形成难以释解的“仇父情节”。此后陈独秀没有循嗣
父的方向操弄画笔，而是以更多的精力从事从政治到文化的革命实践，其中很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一项就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并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此外，应指出的是，陈独秀虽然没有循嗣父的方向成为画家，但他却是“由小学而重视书法”，并且“颇有美术造诣的书家”； 虽然早年厌恶举子业，却也熟读书经，国学根底颇深，擅长诗歌、汉文字学；深厚的美术素养及其广博的学识成为其倡导“美术革命”的思想基础。而19世纪末他在杭州求是书院学习英、法文，并接触西方文明和现代自然科学知识，20世纪初赴东瀛后，对法兰西文化富有浓厚的兴趣，对他后来以科学的态度改造中国美术也有很大影响。
2、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思想及分析
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思想是在1919年1月以回复吕澂提倡“美术革命”的信函的方式提出的。他按照吕澂的希冀，使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载体——《新青年》杂志“用其余力，引美术革命为己责” ，在与吕澂文章的同一期（1919年1月15日第六卷第一号）《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答吕澂》。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开创者与负责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推出文学革命、支持戏剧改良 之后，对医学和美术“亦久欲详论” 。陈独秀对吕澂《美术革命》一文，“不胜大喜欢迎之至”，随即应答之，将他对绘画的意见发表出来，而着重以改良中国画为主，明确指出“革王画的命”，并以西方的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他说：“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如上述陈独秀对文人画乃至整部画史轮廓是有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比较深刻的理性审思的，尤其对“四王”之画更是有深切的了解，他说：“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内中有‘画题’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临’、‘摹’、‘仿’、‘抚’四大本领，复写古画，自家创作的，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就是王派留在画界最大的恶影响 。” 他肯定绘画中的创作的因素和写实的技能，认为“绘画虽然是纯艺术的作品，总也要有创作的天才，和描写的技能，能表现一种艺术的美，才算是好”。因此，陈独秀比较满意南北宋及元初的工笔写生作品，认为“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工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斥责此后学士派开始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一倡于元末的倪黄，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朝的三王更是变本加厉”；认为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倒是后来的扬州八怪，还有自由描写的天才，”但社会上却看不起他们而盲目崇拜王画为画学正宗，“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