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领域，为一个常识性概念的提法反复说明申辩，其实是很无聊的事情，但是，这个概念又是如此之重要，不得不反复说明和申辩，这就更显得无聊了。所谓的“媒介产业化”概念就是属于这类的事情。
在新闻学界，我们提起了“媒介产业化”概念，结果是招风惹雨。理论界为这个提法犹豫不决，禁忌重重，而业务一线则是无知无畏，大胆迈进。两者反差之大，有时令我们无所适从。在1998年年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媒介产业化研究”(1)，目的是向学术界介绍我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经常接到一些学界友人的询问，说有关部门已经明言，可以提“媒介经营”、“集团化”，但是，不要提“媒介产业化”(2)，你们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呢？利用《现代传播》的篇幅，我是旧话重提，向关心者介绍该研究的缘起，思路和现在研究的进展情况。
一、“媒介产业化”概念的提出
在广告学的研究中，广告与媒介的关系历来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领域。过去，我们对于媒介的研究，通常是从广告经营的角度考虑的，涉及多是媒介策略、媒介操作的部分。比较系统、深入地接触媒介、研究媒介可以说是1995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我们接到了中国体育报的一个委托，就其报纸的广告经营滑坡做一个诊断分析，同时，做一个3至5年的发展规划。然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就广告谈广告，就经营谈经营，这显然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中国体育报原来是一张国家体委的机关报，90年代以来处于一个所谓“转型转轨”的阶段，财政拨款减少，越来越倚重于广告经营。然而，从报纸经营的常识来说，一张报纸要提升广告量，发行是关键，而提升发行量，又与报纸的编辑内容有关。所以，研究经营当然要与发行和编辑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编辑内容、报纸发行与广告经营三者联动整合经营资源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观点是机关报如何向商业市场过渡，并没有涉及所谓的产业化问题。
1995年中国体育报的项目完成之后，我们又做了几个报纸的考察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引起了广州电台的注意，他们也委托我们进行一项发展战略的研究项目。
我们在做中国体育报项目的时候，使用的还是“商业化”的概念，研究的框架基本是考虑“机关报如何向商业报过渡”，无论在问题分析和战略提出我们都感到“游刃有余”。然而，在做广州电台发展战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广州电台无论在对内的“企业化”和对外的“商业化”方面都已经相当成熟，媒介活动的外部环境也是高度的“市场化”。如果我们还是依照老套概念提供药方，实际是“隔靴搔痒”。经历了多元投资的挫折而又面临同类媒介激烈竞争的广州电台的发展战略关键是依靠和培育自身优势同时积极寻求更大的市场空间。广州电台建构这样的发展战略，必然会触及到三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不同地域同类媒体联合经营的问题；第二，相同地域不同媒体的“跨媒体”经营问题；第三，媒体之外不同行业相互参与，渗透经营问题。第一个问题相对简单，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涉及到跨媒介和跨行业之间的组织重构和利益关系调整。广州电台的高层就多次提出，希望我们能在“广播与邮电相互合作方面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因此，在这个项目进行当中，我们顺势提出了“媒介产业化”的核心概念。
二、“商业化”、“企业化”与“产业化”
在我们的研究之前，新闻学术界其实已经存在诸如“媒介市场化”，“新闻商业化”或“新闻企业化”之类的提法和研究。应该承认，我们的一系列研究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和发展。所谓的“媒介产业化”的概念，是指从单纯的文化、精神生产事业的媒介单位沿着经营和理性的轨迹向企业状态过渡的一种现象。媒介经营的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独立的企业法人过渡，并以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从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同类企业的集合体”—“媒介产业”。关于“媒介产业化”的概念的详细解释，可以参考我们1997年出版的《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一书 <（3）。在这里我想解释的是，在我们的系列研究里为什么没有采用过去的“商业化”、“企业化”的概念而是采用了“产业化”这个概念。
其实，在我们的研究习惯中并不太拘泥于某种概念的使用，如果概念具有涵盖力和张力的话。应该说媒介的“商业化”和“企业化”概念对于解释中国媒介从原来的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的过渡以及媒介内部组织的演进和关系的调整还是相当有用的，但是，当媒介个体规模巨大且交易市场相当发育的时候，这些适用于个体发展和内部结构调整的且带有阶段性痕迹的概念就会显得缺少张力和局限性。我们是依循媒介发展的态势进行实证研究，当研究对象的自身发展已经把我们带入更为宏阔的活动环境的时候，重新修订和调整研究的射程就变得相当迫切。“产业化”这个概念和以前的“商业化”，“企业化”的概念并不矛盾，而是一个发展，只不过更具涵盖力。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一个项目的完成和概念的提出，当广州电台项目完成后，项目小组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对“媒介产业化”进行理论上的整理。广州电台的经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它说明媒介个体随市场经济进程迅速发展，从个体角度来看已经达成了所谓的“商业化”和“企业化”，需要一个更大范围的关系调整和更高层面的理论引导。而作为个体，由表及里有从小到大的变革和发展，首先需要的是自身个体行为的合理性解释，而个体的进一步发展，势必突破自身隶属的行业或者部门的旧有藩篱，从而引发整个行业的调整和变动，这时，同样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属于行业整体行为的合理解释。所以，可以在理论上诠释媒介的变化行为：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媒介个体的变革－－“媒介商业化”就是个体行为的合理解释；更大范围的行业性的变革行为－－合理解释就是“媒介产业化”。因此，“媒介产业化”这个概念并不是一种“超前”，无中生有的“发明”，它其实是对于媒介经营实践和媒介发展的一个理论回应。
随着项目的进行，研究思路逐步明确。我们把它统称为“中国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系列研究”。1996年底开始发表有关文章，如“产业化背景下广播媒介个体发展的途径”（4），“注意，形势已经发生变化”（5）和《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6）。
三、媒介产业化的动因：市场、规模与资本
为什么媒介会发生这种所谓的“产业化”变化呢？结束了广州电台的课题之后，我们开始整理思路，力图从更深的层次把握媒介经营的种种变化原因。我在“关于媒介产业化研究”一文中有这样的反省：
没有足够充分的参照物（文献资料），也没有足够强大的“论敌”（思辨对手），正是我们提出的所谓“媒介产业化”理论最大的危险。在一种自得其乐的氛围之中，我们的理论会假设过多而实证成份欠缺。概念不够精致而理论框架显得粗疏。有两个问题我反复考虑：第一，我们对于“媒介产业化”的理论阐述，虽然也借用了市场学、社会文化学等理论，但基本的视点还是停留在传播学上。在对“媒介产业化”这个核心概念的结构分析过程里，我们借用了“文化装置”，设置了“控制模型”。但是，我们没有摆脱“就媒介谈媒介”的框框，对于“产业”的核心概念就明显缺少分析力度；第二，与我们狭仄的视野有关，我们把“媒介产业化”锁定在“中国独有”。就体制变革与媒介互动来说，中国的“媒介产业化”的确是一种独有现象，但是，如果从“媒介产业”的角度，扩大一点，从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能说的“独有”的吗？我觉得，“媒介产业化”必须要有经济学的“产业理论”作补充，同时，要有一个国际环境的宏阔背景作比较（7）。
当我们从产业变动和国际化环境的这两个宏观视点对所谓的媒介产业化现象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媒介的种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封闭的，产业与产业，国内与国外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我们把这些要素梳理成“媒介产业化变动的三个主要动因”：一是媒介大市场的形成；二是对应大市场的存在，媒介内部规模化的趋势；三是作为纽带的大资本的需求作用（8）。一、大市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媒介市场。1999年，我国的广告经营额已经达到622亿元，相当于GNP的0.7%左右。整个媒介市场有多大，现在没有一个统计数据，只能从侧面推算，比如，从广告费总额加倍计算的方式，媒介市场估计会达到1200亿元的规模。然而，如果从其他因素计算，规模会更大，比如，就有线电视的市场规模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有线电视用户已经达到8000万户，居世界第一，固定资产达到了2000亿元。如果投入100亿元整合全国的有线网络，可以达到5000亿元的资产规模（9）。
二、大媒介。巨大的市场必然催生巨大的媒体。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不管是全国的媒介还是地方的媒介，都会有一种强烈的规模扩张欲望。而且，这种欲望在海外媒介的刺激之下，会进一步增幅扩大。
三、大资本。在大市场的环境下，大媒体的运营需要大资本的支撑。如果说巨大的市场是一个机会，媒体规模扩张是一个内在趋势的话，那么，资本就成为媒介生存与发展的支撑点。媒介经营投资很大，因此，大媒介或媒介集团的出现，必须有大资本在支撑，否则很难维持。媒介可能从不同的途径获取经营的资本：一是媒介内的异种媒介联合获取新的经营空间和资源；二是允许媒介以上市公司的身份出现，从社会上获取经营的资本；三是允许行业外的大资本投入媒介产业运营。
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惯性，媒介的主管通常对于资本渗入媒介领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处在产业变动之中的媒介，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极度需要的经营资源。需求和制约成为矛盾冲突的焦点。我们认为，这种僵局或迟或早终会改变。20年来，媒介的经营发展主要受制于两种力量：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媒介的生存状态取决于这两股力量的搏奕过程。然而，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政治与资本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对于媒介产业化的一种自信的理由（参看图一：政治与资本力量之间的媒介生态）。
在此期间，我们进行了“专业媒介购买公司”、“国际媒介企业集团”等课题研究，发表了诸如“广告行业风云再起
媒介购买闪电直击”（10）、“形势相当严峻”（11）、“1998：力量游戏与市场整合”（12）、“1999：危机与希望”（13）等文章。并出版了“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的第二个研究报告：《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媒介产业化透视》。（14）
四、产业化与其说是一种提法，不如说是一种现实
1999年，可以说是“媒介经营的激动年”。新年伊始，连续爆出了5个报业集团，致使广电系统跃跃欲试，电波集团呼之欲出。年底，出台了与广电系统经营改革关系密切的所谓“82号文件”，其核心内容是：其一，网台分营；其二，电视与广播、有线与无线合并；其三，停止四级办台。“82号文”所掀起的波澜尚未平息，2000年开年又传来国务院高层的声音，组建电波集团，电视可以参与报纸杂志经营，而报业集团又可以进入电波行业。我在“网络与组织的双轨整合”一文中言及（15），如果说82号文还是一个引导广电系统经营改革的纲领性的文件的话，国务院高层所传递的信息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更可能彻底动摇目前的媒介经营格局。虽然，82号文件还存在不少有待商榷的事情；虽然，国务院高层的这个声音背后还响有另类的话语，然而，笔者认为，如果把这两个信息叠加在一起思考的话，可以发现自1999年下半年以来高层所传递的有关媒介经营改革的信息其实已经深入触及到了所谓媒介产业化的两个非常敏感而又非常重要的领域：其一，软（台）硬（网络）分离；其二，媒介融合。美国80年代所展开的后来导致其经济实力回升的电信、电波领域的革新，其触点就是“软硬分离”和“媒介融合”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