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后现代思潮，中外都有不少思想家提出过不同的策略，无论是推进论还是反对论，无论是解构论还是建构论，都表明了自己对这种新的思潮的价值判断。 梁燕城的价值判断，不仅在用什么态度看后现代，而是面对后现代的中国儒家哲学的出路问题："中国哲学与文化，要面对后现代世界的发展，必须破解其独断的道德形而上学系统，将新儒家强调的’圆教’和’判教’思想加以解构，转化成开放性的诠释学圆教。但在世界文化迅速演变的情势下，儒学亦必须有相应的发展，就是进入’后唐牟’或’后新儒学’时期的研究，以回应所谓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 这里，论者的态度是相当清楚的，即借用后现代的解构性，对中国新儒家哲学的框架加以解构，消解人的中心观念，抛弃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关怀，是新儒家进入后现代形态--"后新儒学"。
然而问题似乎没有这样简单，"后新儒学"究竟怎样在中国创设自己的价值关怀，怎样具有自己的思想的独特性，怎样或有什么值得规定性能说明自己还是一种"后""儒学"？这些问题，要回答起来并非易事。然而，论者给出的策略是："面对福柯、狄理达和李奥泰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儒学必先摆脱启蒙时代人文主义和主体哲学的框框，这须经过一全盘自省和"解构"的过程，从起点上摧毁主客体分离对峙的假设，不是只由终点上讲智的直觉和超越主客的境界，转而由宇宙或天道的全体角度讲人的定位，不再落入人为中心的唯心论困局。" 这里，论者为"后儒学"开出的蓝图并不太美妙，因为，在我看来，后现代在思维论上可以拓展我们的理论方法论，但在价值论上却不可抱持太高的奢望，至于讲"由宇宙或天道的全体角度讲人的定位"，恐怕与后现代关系不大，倒是不可能在"道"与"人"的缺席中谈论解构后的平面问题。
论者对解构以后的中国儒家哲学，抱持一种相当乐观的态度，"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当代新儒家的人文主义、道德主体、圆教系统及道德形而上学，都免不了被"解构"，而至全盘瓦解的命运。那么中国的精神文化还有什么出路呢？从现代化转向后现代的过程中，中国当代千辛万苦建立的新儒学，始终逃不了再被摧毁的前景，更可怕的是中国文化遗留下来者，并不是伟大的精神文化或人生智慧，却是那家长统治的意识形态，轻薄谩骂的猥琐文风和狂妄自欺的文化自大狂。那么中国人在未来世界还有什么剩下来的价值，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人类历史中呢？……我近期反省人类文明转向后现代的发展，及后现代主义带来的重重挑战，已可预见道德形而上学的命运，在社会转型及文化核心价值改变的日子，一定会失去根基而崩解，文化和哲学必须适切回应时代的发展，否则维系不了多久，最多只能留在学院中被研究。在这种发展和转化的形势下，我忽然发觉那久被搁置的唐君毅哲学，正可回应后现代的文化挑战，主要原因在唐先生提出了一个多元感通的本体论，而建立了一个感通的宇宙，这在唐先生则称为"性情的形而上学"。" 这里，可以看到，论者的观点不是要彻底反新儒学，而使用唐君毅"多元通感的本体论"的儒学观念取代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新儒家观念。这种转换的内在理路尚有待清理，而且，是否用"性情的形而上学" 可以融入后现代思潮，并取代"道德理想本体论"， 尚有待时间的检验。
其实，梁燕城在做出上述价值判断以后，感到在方法论上还有待论证，因而补充说明，"西方哲学有一支重要支流，避过了这解构之锋，即是"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meutic）的路向。在这背景下，从海德格到伽德默的思想就避过了对知识论解构之锋芒。"这个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从海德格尔到伽德默的思想并没有避过对知识论的解构锋芒，相反，德里达与加达默曾有过一次极为严重的学术论争，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贸然说哲学解释学避过了解构的锋芒，并成为自己的开除新儒家的出路的，恐怕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