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90年代初期，能与这样清醒的意识对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加以反省，并不回避任何矛盾，不简单对港台大陆文化的后殖民处境怀一种虚假乐观的精神，而是充满了人文价值关怀，我以为，这使得叶维廉的研究具有了坚实的学理根基。
四 现代汉诗与后现代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职的奚密（生于台湾），长期以来注重中国传统诗学的研究， 近年来也每每涉及中国后现代问题，不容忽视。
关于现代汉诗与后现代主义问题，近些年海内外学者讨论的得十分热烈。 奚密在《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一文中，全面讨论了"现代汉诗"问题，并广泛论及中国的后现代状态。论者针对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力求从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探讨诗歌语言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后现代后殖民策略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我注意到，奚密紧紧抓住郑敏文章逻辑起点--"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世纪。最近国际汉学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奚密认为，郑敏的动机来自对现代汉诗的不满，认为它至今未能达到古典诗的高度并赢得国际的"公认"和赞赏。现代汉诗"自绝於古典文学"，背离了中国传统，即是反传统并对西方文学的钟爱与摹仿，从而丧失了"中华性"（Chinesenese），而中华性是中国挤身国际文坛的唯一有效的"门票"。
强调现代汉诗丧失了中华性，而对受到近百年的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汉诗加以抨击，但是用的方法论又是当代西方时髦的解构主义理论，这就使奚密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位优秀的现代诗人会对现代汉诗作出如此猛烈的抨击？为什么一位资深的文学学者在引用西方理论时缺乏更高度的自觉与反思？郑文所引起的反响又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换言之，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是郑文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意涵。"不难看到，奚密并不是在具体诗学问题上争论，而是想将问题引向更深的层面，即引向"为什么要从现代性退回中华性？为什么中国现代受西方的现代性影响就必然不合法？为什么现代汉诗的成就未能获得国际性认可，便自身不具有价值，价值的根源究竟在于艺术本身，还是在于国际或西方学界的所谓’公认’？现代汉诗只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呢，还是自我转化的能动者？" 在奚密看来，受到西方深刻的影响与中华性的丧失有着因果关係，强调将古典文学看成是中华性的本原，是一种"纯粹性神话"。而认为中国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学格局里仍处於"二等地位"的看法，则是源自现代中国的双重危机，即时间危机（temporal crisis，总落在西方後面），和"典范危机"（normative crisis，总不及西方原本）。那种重新肯定中华性的退守之路行不通的。因为当中华性等同於古典传统时，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即："现代汉诗不够’中国’，所以我们回到传统里去找中华性，而那里的中国和现代汉诗又没有深刻的关係。因此，现代汉诗永远无法跳出’迟到的焦虑’和’失真的焦虑’的双重困境。换言之，用维护传统来批判现代，用维护中华性来批判西方性，本身即接受而且复制了宇文与琼斯所欲颠覆的结构性不平等，因为它衹是颠倒了东方主义而已。"应该说，奚密是有其思维严谨性，因为论者将中华性看成是流动发展的，不断吸收多种文化资源--包括西方文化资源，仅仅回到传统而拒斥西方的思路是一条不归路。
问题进入到东方主义。奚密坚持东方主义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那种简单，相反，东方主义不是单向的，在将中华性本质化的同时也本质化了西洋性。那种认为中国除了文化民族主义就只能臣服於西方范式与标准之下，是一种历史的迷误。因此中华性的本质化变成"超原本"（out-original），文化身份成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一种定位。换言之，这种自我定位在九十年代的论述凸显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在全球化的当代语境里确认中华价值的强烈欲望。奚密不无辩证地说，中国文学的自我定位最终仍与西方的肯定是分不开的，中华性仍然是以西方的价值取向为判断依据。 "中国批评家的言说"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主导。在我看来，这种文化互渗和播撒，以及理论旅行，是后殖民时代文化交往不可回避的方式。不可能有纯粹的中华性，也没有不受东方影响的"西方"。文化的自洽性和融摄性是相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