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经世实学”远绍先秦诸子之学术传统，近取南宋事功之法。至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便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最高体现。因此，越是社会腐败、政治黑暗、人生艰难，经世致用的精神越是在开明、正直的士人胸中鼓荡高扬。南宋事功学派中陈亮的永康之学，便是南宋内忧外患时代的产物。陈亮事功学派为学以读书经济为事，志在通经达用、救时除乱。他们穷天下之实，究兴亡之变；黜空疏之言，嗤性命之论；崇博洽异流、违绝学为界；视圣人之道，如民生日用；重因事作则，讲开物成务。他们兴王霸并用，倡义利双行；以治史经世，佐六经参证。永康学派对近世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本文试通过对陈亮的功利论、变易观、道德性命之学、史学与治史观、王霸义利说之阐述，探讨以陈亮为代表的南宋永康学派与近代经世实学之学术渊源。
关键词
南宋
陈亮
永康学派
近代
经世实学
一
事功学派领袖陈亮在给朱熹信中毫不讳言功利：“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抒发了其建功立业的抱负。“靖康之难”以后，金兵继续南侵。以宋高宗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为了维护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以对金屈膝求和来换取半壁河山的苟安，他们杀掉了抗金名将岳飞，残酷迫害朝廷中的主战派。除了向金国称臣纳贡以外，他们还把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出卖给金国。与南宋统治集团相反，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则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他们主张北伐，要求恢复中原失地，与投降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爱国主义成为了南宋文学的突出主题。这不仅表现在伟大的爱国作家陆游、辛弃疾的作品当中，也表现在其他一些作家如曾几、陈与义等诗人和李清照、张元干、张孝祥等词人的作品中。还有一些抗金将领和主战的士大夫，如岳飞、李纲、胡铨、赵鼎等人也留下了壮烈的爱国篇章。南宋的哲学家、政论家、词家，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亦创作了《龙川词》三十首（后增辑74首）。陈亮以议论入词，陈“平生经济之怀”。他宣称：“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以示抗金之志至老不衰。陈亮逝世的前一年，当光宗策问进士时，在《对策》的开篇，陈亮即大声疾呼：“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这对于近代学术思想之变迁具有振聋发聩之效。
在民族矛盾突出的南宋时期，以醇儒自居的朱熹，在对待抗金的态度上，先是主张“徐起而图之”，之后又提出以正心诚意来制敌：“所望者，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至，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1]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批驳了朱熹正心诚意的主张：“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真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而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陈亮鼓励孝宗应该掌握“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二书》中说：“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瞻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面对“万里腥膻如许”之中原，陈亮呼唤“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并坚信“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2]在上书孝宗之后，陈亮离家亲往金陵、京口两处观察军事地形，希望通过对地理形势的分析与考证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鉴，又往江西上饶访辛弃疾，并写信约朱熹来共商恢复大计，此即辛、陈两家词中所谓“鹅湖之会”。
近代重新崛起的“经世之学”，这条路线与中国进步思想有直接的联系。陈亮的事功学说，对近世思想解放和历史变易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直接启发了龚自珍辈，使他们用类似的学说来证明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近代慷慨论天下事，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龚自珍，在面对“请政府既渐凌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之际，“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话地，规天下大计。”[3]他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诽专制。与龚自珍同时代的，被美国学者称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亚最杰出的思想家的魏源，最早介绍西方，提出向西方学习。为了抵御外侮、拯救中国，他编撰了《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方针，同样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近代无论是启蒙时期“以经术求治术”，或是世纪末“维新改制”、“籍古论治”，以及其后之“输入学理，再造文明”等思潮，皆无不与南宋永康派“经世致用”之学术思路趋同。从陈亮、叶适到黄宗羲、顾炎武，到近代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章太炎、孙文等，都是在经世致用观念影响下，注重事实、历史、经验，主张改革、变法、革命。都可以看作是中国这种传统在近代特定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