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申请加入WTO，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外商总是抱怨我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不公平，强烈要求对多年来垂涎三尺的电信、金融、保险、媒体等服务业实行“准入”。实际上，准许外商进入什么行业，是国家主权问题，一国本没有义务向非本国公民和企业无条件开放所有行业、尤其是经济命脉行业的准入权。发展中国家，尤其要警惕在金融、资本市场方面，高度流动性的外资可能对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造成严重干扰（亚洲金融风暴不过是4年前的事，遗憾的是许多人似乎已经忘却了）。可是，一视同仁的税制却是天经地义，是市场经济的起码准则。目前我国税收的问题，是给外国人优惠太多，是需要给国内企业争点国民待遇。我们的国有企业亏损面多，效益差，负担比外资企业重一倍，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税务当局前几年曾经考虑过拉平内外企业的税制，却因种种障碍未能实现，这倒是十分不正常的。
不能把“全方位对外开放”作为我们的国策
所以，对外开放并不是越开放越好，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度”应如何把握，从来就是发展战略需要高度重视的、十分复杂的政策问题。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内需市场从来就应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我国加入WTO在即，有人大力宣扬所谓“全方位开放”，这更是基于错误认识的一个十分错误的口号。
发达国家，不论日本美国，从来不实行、也不允许“全方位”对外开放。美日半导体贸易战，不过是前10年的事情。1980年代中期，把“自由贸易”喊得震天响的美国，当自己的电子工业受到日本严峻挑战的时候，断然拿起“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这两个典型的“通产省”式政策武器，政府一方面限制半导体进口，一方面政府强力资助和组织研发，在短短几年中重新夺回微电子领域主动权。在数控机床这一较弱的行业，美国至今没有放弃强制性的限制进口政策。
当我们一腔热忱去“融入”世界一体化经济时，崇尚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威胁到自己的根本战略利益的时候，却可以毫不受这一“原则”的约束。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在不顾国家经济主权这一大前提的情况下，去“融入”世界经济。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实际情况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必须从总体上正视：在开放的大环境下，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我们允许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产业的独立性和控制能力，让出国内市场？这对我国经济总体利益、经济的整体安全性有何影响？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后者统率前者，而不是前者统率后者，这应该是一个大原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必须有“度”，这个度以符合国家产业发展目标为转移，而绝非越开放越好。更不能说开放是促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
注释
[1]王小强，1998年。
[2]陈漫，2001年。
[3]王小强，1998年。
[4]彼得·诺兰，2000。
[5]彼得·诺兰，2000。
[6]王小强，1998年。
[7]王小强，1998年。
[8]彼得·诺兰，2000年。
[9]胡春力，2000年。
[10]王小强，1998年。
[11]王小强，1998年。
[12]杨帆，2001年。
[13]韩德强，1999年。
[14]孟连，2001年。
[15]陈漫，2001年。
[16]陈漫，2000年。
[17]王小强，1998年。
[18]顾海兵，2000。
[19]程不时，2000年。
[20]增值税一共有三种类型：消费型、收入型和生产型。消费型增值税，就是企业所有的购进，包括原材料购进和投资行为，里面所含的税款都可以抵扣；收入型增值税，就是企业资本品购进所含税款，只按折旧抵扣；生产型增值税则对资本品完全不抵扣。三种形式的差别，就在于资本品里面的税款的抵扣形式。1993年税制改革时，主要考虑治理通货膨胀，故实行了对投资课以重税的生产型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