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规范市场：1999—2000年，全国最开放的上海，对外地生产的轿车设置障碍（对非上海生产的轿车限制发牌照或收取高额牌照费），引发湖北对“桑塔那”轿车的“报复”行为。此事一度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两家合资的企业，依仗各自地方政府后台，打起了“贸易战”。最后还要中央政府出面调解，各打50大板了事。这可算作地方之间划地为牢的经典案例，是中国汽车业的大笑话。以致许多人建议，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应该先成立“NTO”。人们不禁会问：“大众”、“雪铁龙”都是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是最讲“自由竞争、市场规则”的，而且这还不是一家垄断，是两家跨国公司的竞争，怎么一到中国，就心甘情愿遵照“土政策”，不讲“公平竞争”、“开放市场”了？
在“市场原则”和实际利益之间，跨国公司显然更注重现实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跨国公司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帮助我们“推进体改”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到中国当然要依靠地方最有势力的行政力量。入乡随俗，市场经济的甜头要吃，“计划经济”的甜头也要吃。
20余年的经济转轨，部门和地方分割、以邻为壑的痼疾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这与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制度有关，也与我国商业传统过分讲究“人脉关系”，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依附的商业文化有关。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形成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群落。但外商插手，就多了一个因素，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拨动而“自然”形成的，就很可能是“列强”插手、“军阀割据”在经济领域的再现。汽车行业是一个典型，其他行业如何，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我们的轿车工业的绝大部分已经合资，中方名义上有50%以上的股权，但外方毕竟有了相当的发言权。面对即将加入WTO，政府于前两年几次发布通告表示要全行业整合，但没有下文。有外资牵制，行业整合谈何容易？
这么多汽车合资企业，其中经营机制转换了多少，无法说清楚，至少在定价机制上没有和国际接轨（事实上，据业内人士反映，我国合资的汽车企业，其内部管理还远谈不上和国际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一些重要产业，过分强调合资，合资企业制度与地方部门分割结合起来，对体制改革和结构优化，甚至起到了反作用。假定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比汽车更重要的战略性产业部门，情况又将如何？权衡利弊，孰轻孰重，需要认真考虑。
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胳膊肘向外拐的外资优惠政策
我国在开放初期，为了消除外商对大陆投资环境的疑虑而制定的许多优惠政策，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一种典型的“歧视政策”和“非国民待遇”。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目标指向遏制通货膨胀，对国内的企业课以重税。从这以后，一方面是国内民间投资长期不振，以致不得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是外商进入中国快速增长。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对中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不公平的税收政策。
首先，中国企业流转税负担很重，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全免。
我国自1994年至今，增值税制度采取生产型增值税，[20]它比欧洲的消费型增值税重得多。再加上还有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等等。企业的实际税负，中国比欧洲大得多。根据权威部门测算，以1995年的数字为依据，流转税实际税负至少是25%以上（欧共体的税率逐渐集中，在22%-15%之间）。
这么重的税收负担只针对中国籍企业的。对外商投资企业，这些税负都通过各种优惠政策被摆脱了。例如，购进设备的税款，中国企业不能抵扣，可是外商投资企业从国外进口设备，什么都免税（包括关税、增值税）。
所得税问题。据税务总局1999年测算，所得税的负担，内资企业是外资企业的两倍。外资企业平均所得税负担是13%，内资企业不到30%。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等于对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歧视。其结果就是各地纷纷搞假合资企业。有了“合资”牌子就等于多赚了50%的利润（流转税的一半和所得税的一半）。这产生了双重的负面效应：一是许多很好的企业来个“靓女先嫁”，让外商控制了股权，削弱了自己的产业控制能力；二是加重了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税负。税务总局估计，33万家三资企业，有一半是假合资；税基在“外资企业”的政策保护下，大大缩小。可是财政还要用钱，国家就只能向国内企业，尤其是向大型企业要。国内企业负担了本来应由合资企业负担的税，而且财政负担的大头还是放在国有企业头上，怎么跟外商竞争？我们很多行业之所以垮台，最终被跨国公司“吃掉”，这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