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法治文化的发展和成熟，并没有改变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政策社会的现实，当今中国社会至多是一个纵比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法律体系的法制社会和政策社会的混合体，而不是法治社会。法律作为政治的附庸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对超越于法律之上的“道德理想国”的追求和崇拜心理并没有消除。一些与法治国不相符合的法律文化思想并没有清除，许多关系特别是党与政府、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并没有理顺。因此，要使法治文化走向繁荣，实现政策文化与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动，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曲折过程。
5．内隐法律文化严重滞后于外显法律文化发展。
法律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结构复合体，它既包括由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组成的内隐法律文化（法律意识），又包括由法律制度规范体系和法律组织机构设施组成的外显法律文化。双层结构多个元素的矛盾互动，形成法律文化不断变迁的立体演进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内隐法律文化与外显法律文化都得到程度不同的发展，但前者明显落后并严重制约后者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中国整个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外显法律文化的载体就是法律上层建筑本身，法律制度是主要标志。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发生了巨大变迁，基本适应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立法角度看，党和国家领导人切身感受了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法律”。于是，一场蔚为壮观的立法运动就此在共和国全面铺开，立法速度不断加快，立法数量与日俱增。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从根本上改变了“无法无天”的状况。据统计：自1979年起至1999年8月底，除新宪法外，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审议通过了253件法律、106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此外，国务院颁布了800多件行政法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批准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还发布了3万多件规章。共和国重建法制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30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中，五届期间为60件，六届期间为63件，七届期间已上升至87件，八届期间更是猛增到117件。1995年2月28日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更是创下了共和国立法史上的空前记录，一天就出台了7部法律。据测算：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最高立法机关平均每13天就“生产”出一部法律，国务院平均每6天就制定出一部行政法规。比立法数量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法制体系的发展水平，经过漫漫二十多年的立法追求和奋斗，一座以宪法为基石、以民事的、刑事的、经济的、国家机构的和诉讼等方面的基本法律为骨架、以各种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为构件的现代法制大厦基本形成。伴随着法制体系框架的成功构建，一个一度无法可依的国度，终于获得了基本有法可依的新生；从立法技术上讲，也进一步走向成熟和规范，出台了《立法法》，立法“二审制”变为“三审制”，形式上确保了立法的质量和法律的公平性；新的情况“不仅要求制定新的法律，而且也要求创设适宜的机构实施新法律。”现在，法律组织机构也已更加专门化、专业化和精细化，不仅司法部门内部已分工日趋成熟，行政部门亦主要成为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而不仅仅是政策和上级指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外显法律文化将更加理性化、国际化和现代化。
与外显法律文化相比，内隐法律文化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范畴，远离经济基础，却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盘根错节，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稳定性和滞后性。尽管社会发展，上层建筑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但要使内隐法律文化发生变迁，需要经历一个非常缓慢的时间和过程，特别是法律心理层次，它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经世代相传而取得稳固的地位，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它也会坚守自己的阵地，采取排斥态度。法律思想体系是内隐法律文化的高级形态，是理论化、理性化、体系化了的法律心理和法律价值观。较之法律心理而言，它与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有着更多的联系，是一种“亚稳定形态”。但是，法律思想体系的主体一般是一个社会中的法学家，法律工作者及其他各阶层受过系统法律教育的人士和公民，而不可能是全体成员，不能代表整个内隐法律文化的变迁过程；其次，就法律思想体系本身而言，受传统法律思想影响甚大，在许多问题上难有根本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