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成为创造的主体的同时，人也成为自由自律者。或者说，创造性在现代被理解为人的自由的最为充分的表现。杜普烈（LOUIS DUPRE）的如下陈述在客观上可以视为对于现代性意识的一种揭示："自由远非仅对早已由上帝建立好的价值说'是'或'否'的能力。其标志不在认可先在价值，而在创造价值的能力上。……创造性构成了自由的本质。"[5](P402-403)事实上，现代世界观是把自由作为重要的价值来阐发的，而且，自律而非他律被视为自由的真正表现形式。这样一种自由观念导致了作为现代根本现象的个人（或个体）主义。
构成这种个人主义精髓的是，主体是自我定义的、自我决定的自由主体。泰勒曾命名为"点状主体"（PUNCTUAL SELF） [6](P239-265)。对于这种主体而言，人是在对于世界的出离中来解放自身，并获得自身的价值的。世界不是被视为人的家园，而是被视为一种阻碍着个人释放自身潜能的力量--一种非我。而自由也因此被视为从非我中的解脱。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个人的自由被视为个人自己的事情，一个人必须自我负责，自由主体被理解为自我决定、自我主宰的自律主体。这就是说，现代性意识假设了自我与非我（他人和世界）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正是这种界限，构成了自己建立自己（自我定义或自我规定）的主体观念。与此相关的是，人从一开始就被构想为成熟的具有理性判断能力的人，而不是在与世界秩序的协调的活动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人可以在自己的纯粹内在性中找到完善自己的全部资源，这样一种完满自足的成熟主体，其实也是古典世界观中形而上学上帝的形象在人自身的一种移植。与此相反，古典世界观向来没有把人的自由理解为自律。对于古典思想而言，一个人与他人和世界的界限并不能被明确性地划定，我与非我的对峙是一个假想的（SUPPOSED）对峙。世界本身具有一种"自然"本性，事物内在的稳定与和谐表现为事物自己如此的秩序，它不需要经过人的特意的治理与改造就是如此的。一个人只有融入到这个和谐的自然秩序中，只有融入到自然或上帝的怀抱中，自由才不会仅仅出现于词语建构的世界中作为理念而存在，而是实实在在的，它本身就是存在。换言之，对于自然秩序的参与被视为走向自由的途径，也是自由的实在表现。
对此，美国学者维塞尔（LEONARD P. WESSEL）有过恰当的概括："人把实在以及对实在的思考当作思想的本源。思想的结构并不是实在（应该）如何存在的标准。实在，即真实的存在是人的认识活动的开始与结束，所以，中世纪的人习惯上认为，人的思想活动就是让自我与非主观（EXTRASUBJECTIVE）存在保持一致。思想若要保持自身的一致就必须与实在、也就是先在的存在保持一致。在中世纪人们的思想中，自由并非摆脱外力（非主观力量）决定的自由。自由也不是将自我从非我中'解救'出来，而是和谐地融入客观事物整体之中。'现代的'自律说认为人是善恶的本源。这个观点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可能是万恶不赦的东西，而且已经不是在提倡自由而是在张扬无法无天了。"[7](P35)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意识所塑造的完满自足的自我不是从他者与世界中返回并成为自身的，主体回归自身的道路被构想为从自身返回到自身的过程，而且，作为他者的事物成为事物自身恰恰需要依靠这种现代自我的施设。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古典世界观中的上帝的形象在人身上的再现，或者说，现代性意识正是按照古代的上帝来构想人的自我形象的。
由此，在现代性意识的底层,流淌着的依然是形而上学的血液。形而上学构成了我们置身其间的现代现象的基础。然而，在现代意识的批判者如在海德格尔等人那里，形而上学思想范式的解构被建基于虚无之上，虚无的体验被视为逃离形而上学的重负、返回真实的存在的开端。然而，依照笔者的看法，虚无与形而上学乃是同一层次性的意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形而上学奠基于虚无。当我们朝向虚无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自觉地落入了形而上学的陷阱，而这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反省。下面我们就要追问，形而上学意识为什么会借助或通过虚无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