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每件事情上都找到中道是很困难的，正如要找圆的中心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做到。任何人都会发怒或花钱，但知道这应该对谁，在什么时候，以多大的量，为什么目的，用什么方式才是最好，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清楚的。（1109A20-30）在不足和过度这二者中，有时这方面的危害大些，有时那方面的危害大些，要恰当地取得中道是困难的，只能选择那危害比较小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还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倾向和期望，他特别指出要对快乐加以警惕，因为它容易将人引入歧途。（1109A35-B10）他认为选择适度行为是困难的，如对谁发怒，以什么理由、什么方式、多长时间和多大程度，是不容易确定的；我们有时称赞那不及的行为说是温文尔雅，有时又称赞爱发脾气的人说他有男人气概。稍许偏离一点是可以的，走得太远便要受到责备；要控制到多大程度是难以确定的，因为要根据个别事实，由知觉加以判断；因此往往偏于不及或是偏于过分，不容易找到正确的中道[12]。
于是乎，他才要称“中道”的理念而为“善”（AGATHON）或者“幸福”(HAPPINESS)，并且要称“中道”的行为（MEAN）和“思辨活动”（CONTEMPLATION）而为“真正的善”、“最高的善”以及最大或者最高的“幸福”[13]。既如此，相反地，他也便自然要“把那些或者太过或者不及的品质称作‘恶’”[14]了。而在这一点上，本文认为，孔子本人亦同样将“中庸”称之为“至德”和“至道”；而《大学》本身，则更将“中庸”称之为“至德”与“至善”，者称之作“最大的德”与“最高的善”——只不过在孔子那里，在这一问题上，他所做的还仅仅只是将“中庸”的对立面直接称之为“反中庸”；与此同时，大概是要到了孟子和荀子之时，他们才最终将“中庸”与“反中庸”的思想和行为泾渭分明、直截了当地分别称之为“人性善”与“人性恶”而已。
然而，如欲真正达到这样一个基本目标，在亚氏本人看来，其“关键在于善是技艺，获得它们的方式就如同我们获得技艺的方式”，并且他还为此而明确主张，“发展我们的技艺，使之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我们有希望获得足够的技艺，以使我们恰好知道在这种处境下怎样的行动是正确的，然后能够纯熟地、几乎无意识地去实施它，即达到我们技艺的最高水平”[15]。本文认为，孔子本人亦曾同样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其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16]这一崇高的自由境界，大概就是亚氏所说的要“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那么何以行之？或者说，怎样才能达到“中道”或者“中庸”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先秦儒家看来，这需要“智”、“仁”、“勇”三者的有机结合与完美统一；而在亚氏看来，它则需要“知”、“情”、“意”三者的有机结合。
那么，什么才真正是衡量和判定“中庸”或者“中道”的标准呢？这个问题，本文认为，具体在先秦儒家看来，它是所谓“礼义”，这正所谓“夫礼所以制中也”、“中非礼不慎”以及所谓“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其中，本文认为，相对而言，“义”是它的外在标准，而“礼”则是它的外在标准。而亚氏则认为，“中道是根据逻各斯（LOGOS）来决定的”，并且认为“中道是过度和不及的居间者，就是以逻各斯为标准”。那么其中所谓“逻各斯”又是指什么呢？他为此而进一步解释说，它是理性（NOUS）[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