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本文则认为，在“中庸之道”这一具体问题上、在亚氏与先秦儒家二者之间，从总体上说，其相同或者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其相同或者相似之处大致即体现在如下五个主要方面：
一、就基本含义而言
关于先秦儒家中庸之道，本文认为，其基本含义，一言以蔽之，就是“时中”；或者说，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处处守中、时时用中、固守本位、无失本心、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正如孔子之所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而在亚氏本人看来，所谓“中庸”或“中道”，其基本含义，实际上亦同样仅在于此，并非 如董文所言，仅仅被机械地定位于“中间”[7]。这是因为，在当代西方学者看来，“对中庸之道的这种解释，并未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路”。究其原因，则便在于：“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中庸’一词并不意味着适度和平庸，毋宁说，‘中庸’意味着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场合做理想的事”；“中庸并非总是处在某个特定范围的中心，有时它要接近某范围的极端终点；有时对其他人而言，它又可能处在另一终点。中庸是一个移动的点，具有美德的人能够击中这个移动的靶子。没有人能够想到足以每次都击中它，但那些优秀的人，比那些平常的、中庸的或堕落的人更经常地接近于击中它”[8]。而这一点，具体在亚氏本人看来，“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适当的人和对象，以适当的方式去处理，才是最好的，这就是要选择适度的中道”；而且，在他本人看来，“无论就伦理品德的本质或定义说，它就是中道，要在过度和不足之间找出一个适度的量来”[9]；“任何行为的过度和不足都是有害的，必须选择中道；这个中道不是数量上的中点，而是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时间、地点等各种条件选取适度的中道”[10]。由此可见，亚氏之所谓“中道”与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一样，其基本含义同样在于“时中”，在于因地制宜、与时俱化；或者说，它在于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和做事情。
同时，亚氏的其他有关“中道”的见解还可以正确引领我们走出对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认识上的最大误区，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到底什么才真正是古今中外之所谓“中庸之道”。例如亚氏在讨论中道、过度和不足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时曾经说过，这三者中的每一项与其他两项间总是相反的：中道与不足是相反的、中道与过度是相反的，而不足和过度之间则也是相反的。正如中间对于“多”来说是“少”，而对于“少”来说则却是“多”；中间品质对于“不足”来说是“过度”，而对于“过度”说又是“不足”；怯懦的人认为“勇敢”是“莽撞”，而“莽撞”的人却又认为“勇敢”是“怯懦”，”所以两个极端总是以中间为另一个极端”[11]。这与我们在本文前面所谈到的“中”虽因由“二”而生、凭借“二”而得到说明，但却并不完全附属于“二”之下，而是独立于“二”之外并与“二”同时对立着的又一个独立而绝对的客观存在的观点和看法完全相同；换句话说，无论是在亚氏还是在先秦儒家那里，“中”都同样是既相对立、又相反对的两个极端之间的客观存在。它既不完全等同于前者，当然，也不完全等同于后者。在亚氏看来，它是两个极端之外的另一个极端；而在老子和孔子看来，它则是“三”，即老子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那个“三”，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这大概便是亚氏与先秦儒家共同的“中庸之道”。如果我们具体用中国古人的话，那么它大概就是所谓“温而厉”、“强而义”，“威而不猛”、“乐而不淫”，“能文能武”、“亦庄亦谐”，“不卑不亢”、“无偏无颇”；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具体用亚氏本人的话说，那么，它大概就是既不要易怒又不要麻木，既不要鲁莽又不要怯懦，既不要无耻又不要羞怯，既不要放荡又不要冷漠，既不要挥霍又不要吝啬，既不要谄媚又不要傲慢。
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在先秦儒家看来，却殊非易事，是故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而在亚氏看来，要在伦理行为中始终选好“中道”，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